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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日本的战略为何如此奇葩?上级管不了下级,被基层牵着走

时间:2020-08-01 00:00:00|来源:|编辑:网络|点击:

作者:毅品文团队文山樵人,无授权禁转!

01

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痛苦,回首那段血火交织的苦难岁月,在全国军民浴血抗战的过程之中,我们也能发现日本高层许多的迷惑行为。

譬如,武汉会战这一抗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前夕,双方共调集超过一百多万部队(中国方面约为日军3倍,但战车、飞机、船舰差距明显)。此前双方已经有过了大规模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中等规模的兰封会战,而且南京虽然沦陷但国民政府迅速在重庆打出旗号,抗战意志十分坚决,而东京方面竟然在仅仅攻取了巢县之后就做起梦来,1938年7月18日,近卫内阁提交天皇一个预案:占领武汉后,如果中国表示想和谈怎么办?并且拟出了一个新的议和条件:一、重庆国民政府与北平王克敏、南京梁鸿志两个汉奸伪政权合并或参加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央政权;二、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亲满反共政策;三、蒋介石必须下台。

谁都看得出,即使蒋介石接受了前两项,却怎么也不可能接受最后一项。按池子在脱口秀大赛中说的那句话,叫“有些人就活在梦里”。

天皇倒还没睡迷糊,反问中国如果不想和谈怎么办?

近卫文“认真”地给出答案:首先就是不停战,叫中国军队连战连败(类似于板垣征四郎说的直到把中国打得爬不起来),尤其是通过占领中原地区(日本人眼里的湖北一带)“引起重庆政府自行崩溃和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

其实一直以来,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感觉是不完整甚至是撕裂的。一方面他们蔑视落后贫弱的现代中国,另一方面却对古代中国充满着憧憬和文化仰视。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割裂,时刻微妙地影响着东京的决策。

不过日本一直就是个略显奇葩的国家,其国民思维方式很多时候的确令人难以理解。

02

自皇姑屯事件起,日本的侵略行动就一直由前线自主发起,大本营联席会和军部(主要是陆军)扮演的,不过是事发之后补发命令的角色。

率先提出“搞掉”张作霖的日本人河本大作,仅是关东军的一个参谋。然而当时张作霖不是一般军阀,而是北洋政府领导人,相当于国家元首,所以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明确反对,而河本大作一意孤行,“为了大日本在支那的利益死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又有何要紧?万不能坐失此良机,必须行动!”河本大作的手下中队长东宫铁男则因这一计划“大受鼓舞”并亲自策划实施了皇姑屯事件。一个参谋一个大尉,就敢于在不经许可之下做出如此惊天大事。那个时代的日本军人,普遍这样负有“历史使命感”。

抗战打到1941年,日本因陷于中国战场无力自拔,可能以为南亚诸国弱小,会比中国“好对付”,又力图“南进”。外务大臣有田发表声明称“日本与东南亚及南洋地区各国的联系不可分割,这一地区的任何变化日本都不能置之不理”。6月29日,有田又发表了所谓“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演说。7月26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抛出了《基本国策纲要》,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公然提出建立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这就严重侵犯了赢得美西战争的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于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了三项针对日本的行动:全面加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对日本加紧经济制裁 ;可以尝试与日本谈判。这样软硬兼顾的做法代表了当时美国远东战略的实际思路。

眼见美国不肯让步,日本军部出现一种看法:“狠打美国一下,打到他疼的受不了”,那么“美国就会坐下来谈判,接受日本的要求”。“至少可以使得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以及对日本的制裁”。

由于近卫文磨反对和美国全面开战,遂被军方一脚踢开。

1941年10月16日,被视为“太保守”的近卫文内阁被东条英机身兼陆相等多职,集大权于一身的 “一人内阁”所取代。这是一个以继续战争为目的的“战争内阁”,东条提出必须以实际行动对美国进行武力恫吓,对此天皇有什么反应呢?

天皇召开专门御前会议,会议中东条大肆叫嚣"结束中国事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帝国不易之国策,日本要在"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此等圣业而勇武进"。全日本就这样轻易被个别疯子绑架,引火自焚。

03

这不算完。直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全面失败,本土被盟军大兵压境之际,东京方面还听信前线敌人“绝无绝无可能威胁本土” 的保证,继续任由前线官兵“痛击敌寇”。直到“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放了一颗代号叫“小男孩”原子弹。这颗从未听说过的巨型炸弹(重约4.1吨,装着一种叫铀235的核药,爆炸威力约相当于1.4万吨梯恩梯当量),一瞬间就将广岛夷为平地,整座城市化为灰烬。

日本举国震骇,但东京仍然看不清现实。8月9日一早,日本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怒气冲冲地乘车赶到内阁在地下防御工事的临时会议室。

他的愤怒不是因为“小男孩”,而是冲着内阁而来。因为首相铃木贯太郎竟然建议天皇按照《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阿南惟几指着铃木的鼻子几乎破口大骂。首相管不了陆相,这在日本一点也不奇怪。而陆相,也就是陆军大臣也未必就真管得了陆军。此时还在中国继续负责解决“中国事变”的冈村宁次拍电报给陆军总部,说:“仍有百万精锐之下,竟向重庆的残兵败将投降,这是何等奇耻大辱”,“而中国的抵抗即将崩溃,彻底解决中国事变只在朝夕。吾等身为帝国军人,誓必令中国政府向我大日本乞降。”

8月9日当晚,阿南惟几对天皇说:“目前本土仍有陆军52个师团,陆海空军合计370万人,大和民族是团结的民族,为了陛下和大和民族的荣誉,必须决战!必须玉碎!”

没有人知道阿南惟几的信心何来,但天皇果然没有接受首相的建议。御前会议一直持续到9日中午,争吵持续不休。突然有人进来报告:长崎!长崎又被投了一颗和广岛一样的炸弹。

这时阿南惟几终于闭嘴了。他也不敢赌博,赌美国会不会继续投第三颗第四颗,下一颗会不会投在东京。

会议主题接下来也立刻转变,从投不投降变成怎么投降。

海军司令部总长丰田副武说道:“要投降的话,必须维护国体,还要附带三个条件:一、日本自行处理战犯;二、自行解除武装,不向战区中国部队缴械;三、盟军不得登占日本本土……。” 阿南惟几又激动起来,“我坚决反对无条件投降!我们决须在本土决战,不流尽最后一滴血,绝不接受投降。”好啊,那你就打吧。会议最终没有得出结果。

9日下午,首相铃木召开内阁会议。组织各大臣票决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是否无条件投降。结果六票赞成,三票反对,五票弃权。还是没说法,只好上奏天皇定夺。

天皇表示:“这几天一直尽听有取胜自信的话,但实际上就目前的样子,要对敌盟国军队,胜利没有希望……。”说着流出眼泪。

这才真叫不见棺材不落泪。

虽然如此,当8月15日收听到天皇《停战诏书》广播时,冈村宁次仍旧不以为然。他和他在中国前线的幕僚们做出“最坏打算”:集结现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军队,迅速到山东半岛建立一个独立的“占领区”,继续周旋,以期“复兴”。晚饭时分,冈村得到消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在寓所用胁差自尽。

实际在此之前,阿南惟几准备策动少数最顽固的军国分子发动政变,用武力来阻止日本投降。政变失败后,阿南惟几在家写好遗嘱,随后用他的五段剑道以死抗命。

日本人脑子里到底装了些什么呢?天皇管不了首相,首相约束不了诸相,军队里尤其明显。前线少佐一级的小队长,就可以擅开战端,不经批准发动一场战争。

其实这种怪象在日本是种自幕府时代起就有的传统。

04

幕府,是古代日本一种半独立性质的“署理政府”,其最高长官为征夷大将军(即幕府大将军)。在日本战国以后的特殊状况下,其实际权力一度凌驾于天皇之上,变成一种特有国情下的政治体制。共延续近七百年。

镰仓时代起幕府就是以幕府将军为绝对首领,氏族御家人(武士)为骨干的武士政权,与天皇为首的朝廷平行存在,但握有更大实权:幕府将军任命御家人到各“国”(地方行政单位)就任守护和各庄园的头目,掌握地方治安、财税和土地支配权。

长久以来,日本已习惯于两套中央机构,天皇一个,负责权力神授的象征;幕府一个,负责具体治理国家。而幕府又是以军人为主体,也就是说,军人有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武士道”是国家的精神源泉与根本,而武士理所当然就是国家的主人。

这就是前面说的,日本军人普遍这样负有“历史使命感”,总感觉有义务让国家通过自己的手强大起来,而方式便则只有武力征服。往往过程越是血腥残暴越是自豪越是亢奋。这其实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灵魂根源。一代接一代传承,一代比一代穷兵黩武。

战争时期东京方面的种种迷惑言行,就是多年的思想惯性带来的后遗症和副作用。军人缺乏政治眼光,但却可以凭蛮干造成既定事实。先把事情搞起来再说,搞的越大越好。于是东京往往反应不过来,于是才有内阁“你们想打武汉就打武汉吧。”这样无可奈何的浩叹。

不过对外侵略这一点在日本是上下高度统一的,不分前线还是东京。东京跟不上的只是前线军曹们跳脱的节奏。

说到底,发动侵略战争是日本的一贯国策,这一点东京是坚决且不容置疑的。他们只是迷失于前线各种预料之外的变化。本来陆相说三个月就可以结束对华战争,后来又计划至晚到1940年中就可以将在中国的部队减少三分之二,又说攻占武汉就可以令中国投降,还煞有介事地请示天皇“打下武汉后中国要谈和怎么办。”结果每次又都一变再变。

究其原因,那时候的日本整个社会都是由军人把持的,所谓“政府”就是个维持机构,负责满足军方的需要。而日本军界从上到下都热衷于“蛮干”的旧武士道精神。所谓深谋远虑,是“怯懦”的表现。所以级别越低的军人往往“事业心越强”,胆子也越大。而事情被这些军曹小队长们擅自搞出来之后,军部不仅不予以追究反而如同幕府一样给予支持。天皇和内阁也像对待以前的幕府一样隐忍。

所以,由于总是要面对前线预料之外的突变,东京的反应顾此失彼乌龙迭出就不奇怪了。

本文参考的资料有:

《日本史概说》 [日]坂本太郎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

《日本历史讲话》[日]伊豆公夫编;

《日本近代史》 [日]栗田元次著;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日]井上清著;

《日本近代外交史》米庆余著;

《日本海军史》[日]外山三郎著;

《日本政治史》第三卷[日]信夫清三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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