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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珏:从“白蛇传”故事探究明清江南大运河两岸城镇的社会生活

时间:2020-10-07 00:00:00|来源:|编辑:网络|点击:

内容提要:从“白蛇传”故事里涉及的地名可以看出江南大运河两岸的市镇为了商业、生活和交通的便利选择了依水而建,商业中心通常设在城市内河与运河的交汇处。许宣从杭州到苏州航线夜间通行与明清环太湖地区发达的桑蚕业紧密相关。许宣生药铺主管身份的设定有利于展现出大运河带来的便捷物流,便捷物流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故事里提及的寺庙都位于城市的经济中心,庙会的市俗化造就了庙市经济的繁荣,庙市成为江南市场的重要补充形式。从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传奇《雷峰塔》结局的区别可以看出,明清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科举定额导致了许多生员弃儒从商,但科举入仕仍然是江南商人的理想目标。

原文出处:明清小说研究2019年04期

明清小说戏曲的魅力之一,在于这些作品向今天的读者展现出了一幅幅鲜活的社会生活画卷。“白蛇传”故事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白蛇传说”起源颇早,源远流长。宋代的《西湖三塔记》、明人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吴从先的《小窗自纪》等话本小说、文人笔记里曾多次提及相关内容。但是这些作品和记载与后世的“白蛇传”故事相比,主要地点仅限于杭州,社会环境描写较少,故事甚至可以模糊背景而存在。直到冯梦龙编写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白蛇传”故事的主要人物与情节才丰满起来,故事发生的空间也扩大到了苏州、镇江两地。此后清代的黄图珌与方成培又分别在此基础上改编成了昆剧《雷峰塔传奇》和《雷峰塔》,继续丰富了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

自《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起,“白蛇传”便是一个具有多功能性的民间传说,故事的情节发生与发展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联。江南的城市在经历元末战乱后,经济萧条。依靠着京杭大运河这条经济大动脉带来的商业贸易,自明中叶起,这里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市镇日益繁荣起来,成为明清两朝最重要的财赋区。随着经济的发展,江南的文化与风俗也渐渐刻上了运河的烙印,京杭大运河对江南人民生活的影响渗透在各个方面。“白蛇传”故事涉及的杭州、苏州和镇江恰恰都坐落于京杭大运河上,这个故事展现出了明清时期江南大运河两岸社会生活的风貌。创作者之所以会选择以杭州、苏州和镇江为故事发生地,也是为了讨好来往于江南的客商以及生活在这里的百姓。江南经济繁荣,是通俗文学重要的消费市场,以这里人们熟悉的大运河两岸重要的贸易城市为背景创作出来的故事,更易拉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博得他们的好感。

“白蛇传”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假托于南宋,反映的却是明代中晚期以来的市井生活,因此“白蛇传”故事对研究明清江南大运河两岸的城镇社会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一、江南的城市格局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杭州李将仕的生药铺开在三桥街,制伞的老实舒家在清湖八字桥,许宣住在过军桥边的黑珠儿巷,白娘子住在箭桥双茶坊的巷口,苏州王主人的客店开在吉利桥下,镇江李克用的生药店开在针子桥下,许宣在镇江的生药铺开在了渡口码头上。显而易见,故事中无论住宅还是店铺都建在水边。

这样的设计并不是巧合。不似别处的运河常常因淤塞而断流或泛滥,杭州至扬州段的京杭大运河又宽又深,长年通航。江南航运畅通,这里的运输和贸易都高度依赖水网。为了交通、商业和生活的便利,城内会有多条水系与城外运河主干道相联。城市往往沿内河形成,重要的商业街均是以内河桥市为中心而建,并向两岸伸展,城市的街道也多以沿内河走向或通往河岸的长街与短巷为主,市镇的商铺和住宅也多顺着河的走向铺陈。这些沿运河或运河支流发展的市街构成了城市的大致框架。

为了更好地利用运河水系,明清时期的杭州有过重筑城墙的历史。最初杭州城有凤山、候潮、艮山、武林和庆春五座水门,明成化十一年(1475)又新开一个涌金水门①,以方便城市内河与运河主干线相连。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游湖乘舟时吩咐摇船的张阿公上岸的涌金门,指的便是这座涌金水门。涌金门位于西湖东面,杭州城的西侧,西湖与城内水系在此交汇。清顺治初年,朝廷曾在杭州建立了驻防城,此驻防城便位于当时杭州城的西部,涌金水门在这座驻防城的最南面②。涌金水门在当时被视为出入杭州城的重要关隘。

明清时期,苏州城内河与运河主干道的联系线路有两条:一条经城西北面的白公堤汇入大运河③,另一条从城西面的枫桥汇入大运河④。这两条水路分别在阊门附近的虹桥和渡僧桥与大运河交汇,因此明清时期苏州的商业闹市区主要集中在城西阊门至胥门一带。明万历年间的牛若麟在其《阊门重建虹桥记》中记录当时每天进出阊门的人流非常密集,虹桥已是“跨濠以通行旅,错趾骈肩,无间昏旦”⑤。正是因为商业繁盛,阊胥商业街区渐渐冲破了城垣的限制,向着苏州城外更西部延伸,慢慢形成了“自胥及阊,迤逦而西,庐舍栉比,殆等城中”⑥的局面,城外的商业集市与城内的阊胥商业中心由此连成了一个长长的带状商业网。这条商业网又分为两条线,都是以阊门的虹桥为起点,一条由西北至虎丘,一条由正西方向直通枫桥。从阊门到枫桥中间的商业绵延二十里,其中南北濠、上下塘、枫桥、山塘泾都是当时非常热闹的商业区。

方成培的《雷峰塔》第十九出《虎阜》里的[黄莺儿]便写道:“爽气四郊浮,向山塘正仲秋,绿云金粟浓如酒。王孙浪游,山僧倚楼,衣香一阵飘红袖。”⑦家住吉利桥的许宣要去位于苏州城外西北方向的虎丘赏桂花,走的就是山塘街这一线。山塘街是连接阊门至城外虎丘的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该街沿山塘河而建,长约七里,被称为“七里山塘”,街上店肆林立、会馆齐聚,人流如织,相传北京颐和园后湖的苏州街便是模仿的山塘街。

杭州、苏州等城市的商业区沿运河一线分布,城市与运河主干道的连接处通常才是商品贸易高度集中的区域,因此这些城市就形成了经济中心在城市一角而非中心的格局。这些城市也没有像大多数古代城市一样呈现出横平竖直的整齐街巷布局,这种依水而建的布局在江南的工商业城镇普遍可见,越是河流的交汇处往往商业贸易越发达。

二、经济的繁荣

凭借着大运河便利的交通带来的快捷物流,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发达,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商业活动频繁,是全国各区域中一个重要的市场。“白蛇传”的故事不仅表现出了江南经济繁荣的一面,也展现出了江南市场的一些特色。

1.蚕桑业与夜航线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明清时期,苏杭并举,皆为著名的工商城市,也是全国丝绸业的交易中心。蚕桑的养种是江南环太湖地区最重要的副业。“白蛇传”故事里也能窥视出这一时期苏杭间蚕桑贸易的繁盛。

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里,许宣因官府库银被盗案发配到苏州,后又因典当库被盗案从苏州发配至镇江。对两次发配,原著中分别是这样描述的:“许宣……离了杭州到东新桥,下了航船,不一日,来到苏州”,以及“许宣在路,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则一日,来到镇江”⑧。从中不难看出,许宣两次发配都是沿京杭大运河走水路前往的。然而不同的是,从苏州到镇江,文中强调了“夜住晓行”,也就是说船只在这一段水路夜间是不航行的。古代出于安全及人工的考虑,夜晚一般不会轻易行船,冯梦龙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李甲和杜十娘沿运河行至瓜洲时也写道:“大船停泊岸口……约明日侵晨,剪江而渡”⑨,由此可见一斑。

从杭州至苏州的行船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据明代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记载,从杭州到苏州一般是上夜航船,也就是晚间出发,先到长安坝,白天到达嘉兴府后经过王江泾和葑门,再经一夜航行便可到达吴江,吴江过去40里,就到了苏州的盘门。接着由苏州府到镇江府的航船便不再提夜航之事⑩。另具当代学者考证,明清时期由杭州出发到苏州盛泽镇有东西两条水路。其中东路最短:从杭州出发,先到今天海宁境内的长安镇,也就是黄汴所提及的长安坝,之后再沿长安塘北上至运河,来到嘉兴府,经过王江泾到达盛泽。这段航线大约需要用一昼两夜的时间(11),与黄汴所记基本吻合。由此可以推断当时从杭州到苏州,第一天晚间上船出发,第三天中午时分便可到达目的地。苏州到镇江的里程和杭州到苏州相差不多,但是如果晚上船只不航行的话,大约得用上五六天的时间才能从苏州到达镇江,的确要比杭州到苏州的旅程辛苦得多。

苏杭间为何会不同于别处,在这里出现夜行航船呢?这应该与明代中叶以后环太湖地区蚕桑业的发展有关。“蚕桑之利,厚于稼穑。”(12)明代江南已是“桑叶宜蚕,民以此为恒产,傍水之地,无一旷土,一望郁然”(13)。到了清康乾年间,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已是“地多植桑”(14),“植桑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荫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云”(15)。明清两朝,形成了以浙江嘉兴和湖州为中心的环太湖蚕桑业市场。

养蚕需要大量的桑叶。对于大多数的养蚕户来说,桑叶难以做到自给自足,多数需要从市场购买,所以环太湖地区又出现了从事桑叶买卖的交易,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叶市。“桑出东西两山,东山尤盛,蚕时设市。”(16)养蚕对桑叶要求极高,桑叶最好是当天采摘当天喂用,为了保证桑叶的新鲜,运输桑叶的航船必须在一天内到达目的地。在桑叶上市的日子里,桑农们都是通宵达旦地采摘,运输桑叶的船只能封满整个河港。(17)“俟蚕长必贾叶饲之,轻舟飞棹四出。远贾虽百里外一昼夜必达。迟则叶蒸而烂,不堪喂蚕矣。”(18)江南水网密集,小船一昼夜大约可以行驶百里,因此在苏州以南的运河流域出现夜航船也与这一地区蚕桑业高度商业化有关。

“白蛇传”故事中许宣于清明节和白娘子相识,过了两日从白娘子处得到了官银,后一天事发,紧接着没几天许宣便发配苏州。可以推算出许宣离开杭州的日子正是江南地区桑叶贸易最为繁忙的时候,所以许宣乘夜行船来到苏州的情节也是合理的了。

2.药材生意与物流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提到了多种商业,如制伞、开茶馆、开客店、卖豆腐等。明清时期的杭州城内百货业无所不包,湖州产的丝绸、嘉兴产的绢纱、绍兴产的茶叶和酒、宁波产的海货、衢州产的桔子、温州产的漆器、金华产的酒在杭州都能买到。除此以外杭州的餐饮、服务行业也颇具规模,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就描写杭州城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只吴山附近,“单是卖茶就有三十多处”(19),可谓百业俱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介绍,许宣的父亲曾开生药店,父母去逝后他便在表叔家开的生药铺里做主管。小说中为何要将许宣的职业设定为生药铺的主管呢?作者通过这个职业设定又将为读者描绘出当时怎样的社会风貌呢?

药材生意和别的相比,自有特色。一方面,药材如衣食一样,是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物资;另一方面,药材讲究产地,如怀庆地黄、银夏柴胡、甘肃枸杞、杭州白菊等,都要冠以地名。还有一些药材是特产甚至来自海外,如犀角、安息香、沉香等。药材是生活的必需品,可是在本地往往并没有替代品,因此药材生意对商业的流通依赖性尤其高。

明朝初年,朝廷设置了官药局零售药品,但是药材流通性差。永乐年间,朝廷重新开凿山东临清段的会通河,运河沿线发展迅速。明朝的四大药市分别为:河北的安国、江西的樟树、皖北的亳州以及河南的禹州。这四大药市都处在交通要道上,前三个药市还可以通过水路与京杭大运河相连。依靠着运河水系,药材销售市场日渐扩大,全国的药材贸易和前朝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明代浙江永嘉的张璁于弘治十一年(1498)中举,正德十六年(1521)考上进士。他做举人时,有次生病需要用两颗红枣入药,在当地很难寻着,但是等他考上进士的时候,红枣就已经是寻常之物了(20)。江南本不产枣,最初枣子传到江南因为量少,并不被当作平常食物,而是用来入药,但是通过张璁的经历也可见短短的二十来年中,药材的贸易有了飞速的发展。

明朝中后期,官药局走向了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民营药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药铺也在不断地增加,并且在销售和经营上分工更细。但是就全国而言,药材的贸易与流通十分不平均,药材流通明显偏在运河沿线,明清小说中对此多有描述。《金瓶梅》里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就是一位走川广,贩卖药材的商人,后来西门庆在清河县开了一个大大的生药铺。江南并不是传统的药材生产地,但是据明代李日华记载,当时在江南市场遍地可见产自四川的药材(21),河南和江西两地的药材也大量输入江南(22)。特别是许宣活动的杭州、苏州、镇江三市,药材交易异常活跃。明朝末年的杭州有药行专门接待省行药材商人,装载药材的商船可以直接行驶到望仙桥一带。嘉靖三年(1524),就连卸任御医许某也在杭州的靴儿河下新宫桥附近开设了许广和药室(23)。苏州的南濠镇更是形成了专业的药材交易市场(24)。镇江被称为“银码头”,是长江与运河的交汇处,各地商品在这里转输,长江中上游的药材大多都是从这里转运至苏杭地区。明末的苏州被描绘为“若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东西汇入之木簰,云委山积”(25)。其中药材被单列出来与米豆、鱼盐并列,足见药材的买卖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物资贸易。

药材生意获利颇丰。生药铺为西门庆积累的资本是他走向发迹的原点。《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在镇江开生药铺的李克用,店中伙计家中仆人都不少,过个小生日也要开席两日,接待客人五十来个。他的生日筵席开在自家的东阁,他让仆人将要净手的白娘子领到了“后面一间僻净房内”,以方便偷香窃玉,可见其宅不小。就是许宣自己只租了一间房子,买下了一付生药厨柜,开业不到一年时间里,已经是“普得厚利”,施给金山寺香钱的时候,也是随手拿出了一块上好的降香递给了和尚(26)。这些描述足见药材生意在当时利润丰厚,能较为快速地积累财富。历史上,苏州名医叶天士便是“靠医致富”的典型(27)。

清代江南运河沿线药材生意的兴盛是杭、苏、镇三地更是整个江南地区经济繁荣的象征。江南药材贸易的基础是运河带来的便捷物流,依靠着四通八达的水网,国内外的药材才能源源不断汇集于此,为这里的商人们带来丰厚的回报。

3.庙会与庙市

“白蛇传”的故事中有很多情节都发生在庙会之时。以《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为例,就明写了苏州的庙会两次,镇江的庙会一次,暗写了杭州庙会一次。苏州的两次庙会分别是二月半看卧佛以及四月初八释迦佛的生辰,镇江的庙会是七月初七英烈龙王生日,杭州庙会也是释迦佛的生日。

“白蛇传”中对庙会的相关描绘可以看出当时江南的庙会有三大特点。首先可见江南的寺庙多在城市繁华的商业区。明代苏州的寺观就多在交通要道以及从阊门到胥门一带的商业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苏州两次庙会均在承天寺举行,承天寺位于苏州城的中北部,《雷峰塔》传奇中苏州的两次庙会发生在虎丘,离苏州的核心商业区域阊门一带并不远。镇江的庙会在金山寺,毗邻长江,其周围自古以来便商业繁盛。其次,这里庙会活动非常频繁。故事中的三次庙会分别发生在二月、四月、七月间,每次庙会还会持续几天,频率不低。第三,这些庙会往往又会伴随着一些商业行为。小说中的许宣在苏州第一次逛庙会时就提到有一云游先生“坐在寺前卖药”(28),这可视为一种带有商业性质的宗教行为。《雷峰塔》传奇中还写了庙会中有戏法表演。

庙会型的集市也叫庙市,这种市场不仅会有宗教性,也会有非宗教性。江南市镇上的寺观常常地处发达的商业区,有不少寺观靠近水路,如苏州的虎丘、镇江的金山寺等,都可以坐船直接到达。将故事背景设在苏州的《吴江雪》中,男女主人公江潮和吴嫒就是坐船去支硎山的观世音大士殿进香(29)。《三言》《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中江南的寺观也多在河湖之滨。

寺观靠近水路,方便游客信徒前往,也利于商贩运输庙会上所要售卖的商品,于是便形成了热闹的庙市。这些僧徒受到了繁华生活的诱惑,不免会对寺院生活感到寂寞,向往着可以享受世俗的生活,因此僧道们也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因为有檀越,又与外界的世俗生活有着很多的接触,渐渐僧人们开始追求治生求利。明代的吴江便有记载:“凡僧寺各有房分,每房占定邑人若干,谓之门徒,凡修斋作福之类,他僧不得而预焉。私请私赴者,僧必兴讼。遇岁时节序,则印经咒,书其祖先姓名,送与烧化。其家则酬以斋粮,自一斗以至一、二石为率,贫者则杂辏柴薪豆麦之类与之。”(30)这些僧人垄断了民间的佛事,还会去民间打秋风,要斋粮,和世俗生活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在苏州著名的虎丘寺,“其师澄公洎二三僧徒,日为治生计。而苏俗缁流,市酤以为常。师不得已,偕众之海虞市井,不二价,远近归之,息颇赢”(31)。这些便是当时苏州寺庙里僧人发家的例子。

僧人们也会借庙会向社会各界募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苏州释迦佛生辰时,“街市上人抬着柏亭浴佛,家家布施”。镇江英烈龙王生日时,和尚“将着一个募缘簿子道:‘……伏望官人到寺烧香,布施些香钱!’(32)寺院道观会从这些募酬中获利不少。江南庙会频繁,但每次募酬都会非常顺利,说到底还是这里强大的经济能力所决定的。这里的百姓之所以会积极地支持庙会,也是因为庙会的存在促进了非宗教性的商业发展,让更多的商贩从中获利。

举行庙市的时候,往往商贾云集、人流如织。“虎丘游船,有市有会。清明、七月半、十月朝为三节会,春为牡丹市、秋为木犀市,夏为乘凉市。一岁之中,惟龙船市妇女出游最盛,船价亦增数倍。”(33)虎丘每次有庙会的时候,都会有船家聚集在虎丘周围,靠摆渡挣钱。张岱也记载过杭州的庙市“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牙子儿嬉具之类……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34)。东岳诞辰时,在震泽“前后十余日,士女拈香,阗塞塘路,楼船野舫,充满河溪。又有买卖赶趁,茶饼果梨,塑妆傀儡,走兽飞禽,杨笙兆鼓,琐碎戏具,以诱悦童曹,所在成市”(36)(35),大多是一些受妇女儿童喜爱的商品。

诚如顾颉刚所说:“赛会是南方好,因为他们文化发达,搬得出许多花样,而且会得斗心思,一个地方有了几个赛会,就要争奇斗胜,竭尽他们的浮华力量。”(36)这种庙会商业对于手工业者以及农民这些临时商贩来说,往往是其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庙会所带来的庙市是江南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庙会越来越充满了商业的气息,宗教内容日渐减少。江南这些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庙会,是江南商业市场多样性与市场机制完善性的表现。

三、士商间的关系互动

江南地区作为传统的科举之乡,对科举一直都非常重视。江南学子在会试中表现优异也与大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依靠着大运河,江南成了当时全国最为富庶之地,以经济为支撑可以让更多的子弟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借大运河之便,江南学子可以通过水路前往京城和省城应试,不仅交通便捷而且花销较小。大运河的存在,是江南学子能够参加科举特别是会试的一个重要条件,优秀的科举成绩又吸引着这里更多的家庭走向科举之路。

明清时期的江南商业高度发达,商贾势力大,商帮众多,商人地位有所提高,经商可以带来获利,解决生存之道。与此同时,明代为了国家的稳定,对各地区的科举人数进行定额录取,虽然明朝江南诸省科举定额数最多,但占比相对较少。因此到了晚明,读书人不把科举考试当作唯一的出路,选择从商作为生存之道的人也越来越多。

中国有句老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中药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医药行业的从业者无论看病还是抓药都要能断文认字,他们往往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曾经两次题诗,足以见其所具备的文化水平并不只是为了能做生意这么简单,他一定受过较为正规的教育,放弃科举,实为无奈。清朝初年,苏州著名药店雷允上的创始人雷大升(1696-1779)也是数次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弃儒行医的代表。明清两朝江南地区很多生员为了维持生计而选择了经商。

陈宝良在其《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对明代生员的治生途径进行了概括,其中从商就是当时生员一个主要的谋生手段(37)。生员为了生存,除了从医以外,还会从事其他相关职业(38)。晚明的凌濛初便是出生于官宦家族,从小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是科举受挫后,凌濛初便致力于雕版印刷业,获利颇丰,完成了向儒商身份的转变。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许宣从事的医药行业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药材贸易是江南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宣又是医药世家,但是许宣的药铺生意想要顺顺利利经营下去,官商二维一体依然是许宣的必然归宿。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许宣的父亲是开生药店的,许宣的表叔李将仕家也是开生药铺的,证明许宣家族在杭州药材生意界具备一定的势力。即便是这样,许宣的父亲还是将自己唯一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宦家。故事中说许宣的姐夫李仁是南廊阁子库募事官,同时又为邵太尉管钱粮。(39)按照许父的盘算,将来许宣继承了自己的生药店,又有一个当“宦家”的姐夫照应,生意应该可以日渐兴隆。

许宣两次发配皆由姐夫李仁将其托付于人,第一次是托付给了开客店的王主人,第二次是托付给了开生药铺的李克用。值得注意的是,李仁在介绍李克用时强调了他是自己的结拜叔叔。李仁常去苏州公干,王主人的客店大约是他每次落脚之处,所以他与王主人相熟。但是李仁与李克用的结拜就有了更多的功利色彩。前文分析了李克用应该颇有些钱财,他要与李仁攀交情,多半也是看上了李仁宦家的身份。清末杭州胡庆余堂的创建者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他也是依靠着自己的特殊身份,才将胡庆余堂经营成为与北京同仁堂并称的有规模有影响的药店。许宣自己没能参加科举走上仕途,可是他如果想将自己的生意维持下去,还是需要来自官方的保护。与其依靠达官权贵,不如自己跻身官场,所以商人的子弟还是会尽一切可能走上科举之路。

明清时的生员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商人家庭的子弟因为有经济的支持,所以读书中举的例子屡见不鲜。尽管在当时由商而儒,由儒而商都很普遍,但是商人的理想目标仍然是中科举而后出仕。明代苏州翁氏家族因经商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其子弟多读书,好行其德,有闻于时”(40)。晚明的李贽出生于富商世家,26岁中举。徐光启、顾宪成等大儒也都来自富商家庭。

到了清朝,朝廷为了笼络江南士子的心,自康熙朝开始,多次增加了江南生员名额。乾隆沿京杭大运河六下江南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培养士类”。在他六次南巡期间,共增录江、浙、皖三地生员5千多名(41)。下江南时,乾隆沿运河每到一处,还会在当地考试敬献诗赋的士子,并特赐其中成绩优异者为举人,授为内阁中书。钱大昕、孙士毅、王昶等均是通过这类考试走上仕途的。这让江南的学子们切身感受到了皇恩浩荡,又看到了科举的出路(42)。

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本就是盐商为迎接乾隆皇帝而作,因此和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相比,结局有了很大的改动。小说是以许宣亲手收压了白娘子为结局,传奇《雷峰塔》的结局却是白娘子之子许士麟中状元后救出了母亲。到了清朝,《雷峰塔》之所以要设计出许状元这个形象,其实也有向乾隆皇帝谄媚的一面。《水斗》中因为白娘子怀有文曲星,法海便放了她。许士麟是天上的星宿,连天神都要让他三分,可是有朝一日当他成为状元之时,依旧要向人间的皇帝称臣,所以《雷峰塔》传奇结局的设计一定能让乾隆皇帝大有“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之感。这也可以看出江南地区士商官三者的关系。当时江南的商人,即便依靠运河进行贸易获得了丰厚收益,地位有所提高,但是科举入仕还是被他们视为最优选择。商业的顺利进行也需要得到官宦的保护,一些特殊的行业如医药业,对官宦保护的依赖性就更大了。

“白蛇传”故事毫无疑问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最具有生命力的,由它衍生出来的传说和曲艺作品至今仍然常演不衰。更难能可贵的是,直到今天“白蛇传”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还在被不断丰富,深受大众的喜爱。这个故事主要讲了白娘子和许宣的一段“人妖”情缘,但在这个奇幻的婚恋故事主题下,还能够细细品味出明清时期江南社会的风土人情。无论是依水而建的城市格局,还是无处不在的商业气息和特色商业与商业特色,这些往往又深受京杭大运河的影响。

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联,是“白蛇传”故事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当下我们研究“白蛇传”故事与京杭大运河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清“白蛇传”的文化价值,更有助于我们对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的理解。

注释:

①《万历钱塘县志·纪疆·城壕》,光绪十九年刻本。

②《民国杭州府志》卷一《图说·驻防营城图》,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1》,上海书店2011年版,第216-217页。

③⑥[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241页。

④⑤《同治苏州府志》卷八,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246页。

⑦[清]方成培《雷峰塔》,三民书局2016年版,第96页。

⑧⑨(26)(28)(32)(39)[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崇文书局2018年版,第252-256、291、259、254、259、247页。

⑩[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见杨正泰编《明代驿站考·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292页。

(11)罗婧《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1368-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12)[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卷十三,见刘承干编《吴兴丛书》第四册,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13)《万历湖州府志》卷三《乡镇》,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66页。

(14)《乾隆苏州府志》卷二《风俗》,道光四年刻本。

(15)《乾隆吴江县志》卷五,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1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16)[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卷六《物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05页。

(17)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18)《乾隆海盐县续图经》卷一《方域篇·风俗》,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19)[清]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12页。

(20)张萱《西园闻见录》,哈佛燕京学社1940年版,第28B页。

(21)[明]李日华《轩杂缀》卷三,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08册,第22b-23a页。

(22)范金民《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223页。

(23)卢连芳《岐黄正传·万汇滋生——元明代杭州的中药中医业》,见周峰编《元明清名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164-172页。

(24)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药业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25)《崇祯吴县志·王心一序》,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15》,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21页。

(27)[清]梁章钜《浪迹丛谈》,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29)[清]吴中佩蘅子《吴江雪》,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页。

(30)《弘治吴江志》卷六《风俗 土产 典籍》,见《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四四六号,成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31)[明]祝以豳《虎丘悟宗禅师传》,见《明文海》卷四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92页。

(33)[清]顾禄《桐桥依棹录》卷十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34)[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七《西湖香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

(35)《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六,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2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页。

(36)顾颉刚《妙峰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2页。

(37)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94页。

(38)参见叶楚炎《诸葛天申、宗姬原型人物考论——兼论〈儒林外史〉中次要人物的叙事意义》,《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40)[明]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7—1248页。

(41)沈云龙主编《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乡会试定额·例案》,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2—1416页。

(42)参见刘丽《论清初南北汉官文化心态的差异》,《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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