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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马之盟”到“文景之治”,西汉经历了怎样的权力洗牌?

时间:2020-10-12 00:00:00|来源:|编辑:网络|点击:

汉代初期一场军事政变,因为受益者汉文帝开启的文景之治,暴力血腥被淡化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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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丨张弘

孙家洲《西汉朝廷大洗牌》一书让人在感慨之余,想起那个持久的政治学问题: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

“白马之盟”终被弃,吕氏集团握大权

在古代世界,最高统治者莫不希望皇位世袭,在自己的子孙后代中延绵不断。罗马皇帝奥勒留写过传诵千古的斯多葛派哲学名著《沉思录》,是罗马帝国时代“五贤帝”之一。但他在权力继承上未能免俗,在公元180年去世之时,奥勒留破坏了皇位继承原则——指定继承人、不能世袭的规矩,将皇位传给自己不学无术的儿子康茂德。康茂德192年去世之后,在不到100年时间里,罗马出现了26位被官方承认的皇帝,自立为帝的另有二三十人。

在刘邦做皇帝之前,中国的君主们就已经拥有比罗马帝国最高统治者更大的权力。按照刘泽华先生的说法,即“五独”: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揽、决事独断。

另外,中国的王位、皇位世袭,在西周就已经成型。正因为中国皇帝的权力和利益过大,臣民的权利过小,两者之间的巨差,才导致了人人都想做皇帝。在《史记·高祖本纪》中,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等到昔日的流氓无赖当上了皇帝,刘邦尝到了权力的种种好处,就想让皇位被自己子孙后代永远继承。为了维护权力的正当性,刘邦在意识形态上与儒家充分合作。林聪舜在《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中认为,在汉代儒学的转化过程中,儒家的经典都被重新解释,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法家的思想也被吸收。

在政治势力方面,孙家洲在《西汉朝廷大洗牌》中认为,刘邦生前已经出现了三大政治集团:开国功臣集团、吕氏外戚集团和刘氏宗室集团。对此,刘邦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刘邦像

对于开国功臣集团,刘邦既要安抚笼络,让这些一起打江山的人分享血酬,又要防范他们威胁皇权及其世袭。在政治分赃之时,他把功臣集团分为王、侯两个等级,共封了七位“异性功臣王”:齐王(后徙封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昌邑王彭越等;而十八位侯则包括萧何、曹参、张敖、周勃、灌婴等。

不久之后,七位“异性功臣王”里,仅有长沙王吴芮“以微弱仅存”,其余六位都被诛杀。此番情景,恰如范蠡对文种信中所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韩信在临刑之前哀叹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在铲除“异性功臣王”过程中,刘邦借用吕后外戚集团为帮凶。吕氏外戚集团以此“立功”,可想而知,必然会借机壮大。

及至晚年,吕后及其外戚集团羽翼已成,难以控制。刘邦于是召集大臣发起“白马之盟”,其主要内容是: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显然,“白马之盟”主要针对吕氏外戚集团,以维护刘氏宗室集团的家天下。

刘邦最信任刘氏宗室集团。他封大哥的儿子刘信为羹颉侯;封二哥刘仲为代王,后来贬为颌阳侯,封其子刘濞为吴王;诱擒韩信之后,封四弟刘交为楚王;封堂兄刘贾为荆王,封族弟刘泽为营陵侯。

《西汉朝廷大洗牌》,孙家洲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

刘邦在公元前195年去世之后,16岁的刘盈继位为惠帝。因为他性格懦弱,实际是吕太后执政。七年之后刘盈去世,吕太后立幼帝“临朝称制”,直到八年后去世。

吕太后当政十五年间,铲除了刘氏宗室集团的赵王刘如意、赵幽王刘友、赵共王刘恢;燕灵王刘建死后,吕太后派人杀死其子,废其封国。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集团都无法挑战其权威。吕太后于是违背“白马之盟”,封了吕氏娘家四人为王:立吕台为吕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另外,还有一些吕氏外戚被封侯。

吕氏外戚集团遍布要津,实权在握,一时风头无俩,盖过了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集团,这破坏了三大集团的势力平衡。吕太后在位之时,尚可维持高压状态。她在去世之前,深知刘氏宗室心中不服,功臣集团已被得罪,于是嘱咐吕氏外戚集团首领,一定要牢牢控制兵权,不要擅离宫中,要控制小皇帝,以防有变。此外,她还用遗诏任命吕产为相国,立吕禄之女为小皇帝的皇后。

按照吴思“血酬定律”的观点,汉朝江山是刘邦率领宗室子弟和功臣集团等群体打下来的,刘邦获得了最大的血酬。分享血酬的功臣集团核心骨干已经被刘邦铲除。现在,吕氏外戚集团想要把份额最大的血酬据为己有,那么,刘氏宗室基团和开国功臣集团岂肯干休?

周勃像

功臣刘氏先发难,吕氏外戚一锅端

但是,吕太后煞费苦心的临终嘱托没有起到作用,很快就发生了军事政变,西汉朝廷也迎来了“大洗牌”。

在功臣集团内,右丞相陈平和绛侯周勃深交,形成一个稳定的倒吕核心;在刘氏宗室集团中,朱虚侯刘章在吕太后生前就有公开明显的不满情绪。吕太后死后,他暗中策划,让自己的哥哥齐王刘襄起兵声讨吕氏乱政,以便里应外合推翻吕氏主导朝廷的局面,拥刘襄当皇帝。刘襄军力较弱,于是扣押爷爷辈的琅琊王刘泽,调动琅琊国的全部军队,联合起来起兵声讨吕氏集团。相国吕产派大将军灌婴东击齐军。

不料,灌婴早就心怀异志,率军到达荥阳后,停止向东出兵镇压齐王军队,而是派出使者告诉齐王和其他诸侯王:只要不再西进,双方即是共讨吕氏友军;若齐王欲夺荥阳西进,灌婴就将齐军视为叛军镇压。孙家洲推测,灌婴之前向吕氏集团示好以及在荥阳按兵不动,一定事先和陈平、周勃共商过。琅琊王刘泽被扣留后,向刘襄说谎,称自己在刘氏宗室年岁最长,若西入参与朝廷议事作用更大。于是,刘襄“乃益具车送琅琊王”。

在长安,周勃和陈平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让吕禄交出兵权,二是让周勃进入北军军营。首先,周勃和陈平扣押了郦寄的父亲郦商,迫使郦寄卖友,诱骗吕禄,同时假传圣旨,让吕禄把大将官印交给典客刘揭,把指挥北军的权力转交给太尉周勃,并离开北军大营回归私宅。

掌控南军的相国吕产,不知道吕禄已经离开北军,但他已经知道灌婴散布都城将会有变的消息,意识到功臣集团将有异动,于是来到未央宫门前,试图进宫控制小皇帝并发动反攻。但是,禁卫武士已经收到周勃的命令,不让吕产入宫。吕产一时不知所措,刘章率军直接向吕产进攻,并杀死吕产。其后,吕禄和其他吕氏集团的人都被杀。吕氏集团拥立的小皇帝被软禁一段时间之后,刘襄的弟弟刘兴居和汝阴侯滕公夏侯婴干了脏活——“除宫”,小皇帝和三位年幼的宗室王被杀。

班固在《汉书》中认为,郦寄卖友是出于臣子对君父的伦理,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而朋友之情则无足轻重,这是政治伦理对人类情感的驯化过程。孙家洲认为,郦寄卖友极可能有势利的因素。首先,郦寄和吕禄只是势利之交;其次,陈平、周勃等人的倒吕阵营开始行动,吕氏必将灭亡。郦寄出于利害考量,自然不会一条路走到黑。

刘恒像

接下来,功臣集团和刘氏宗室集团开始考虑拥立皇帝的人选。论血统、论辈分、论能力,齐王刘襄都是合适人选,但是,他遭到了周勃和部分宗室人物的共同反对。首先,以维护刘氏正统者的眼光来看,陈平、周勃等人主导倒吕固然“有功”,但如果指责他们“以下犯上”,他们也百口莫辩。出于利害考量,他们也会排斥一个能力很强的君主,更倾向于拥立一个弱势君主。

遭到刘襄欺骗、囚禁的刘泽,声称刘襄的母舅驷钧是一个“虎而冠”的可怕人物。这使得刘襄首先被排除出皇帝人选。刘邦少子刘长由吕太后收养,也被排除出皇帝人选。最后,代王刘恒及其母家外戚因为“温顺”,因此不劳而获,被功臣集团推为皇帝。

很快,刘恒就以深沉的心机、娴熟老辣的政治手段掌控了大局,大大出乎陈平和周勃等人意外:首先,汉文帝刘恒任命自己从代国带来的旧部控制中央禁军;其次,他下诏称吕氏集团“谋为大逆”,安抚周勃、陈平等人,并将这场军事政变变成与民同乐的国家庆典。他重用灌婴,整肃周勃。

没过几年,有人上书称周勃谋反,刘恒命令按重案处置,周勃被狱吏折磨凌辱,不得不让家人向狱吏行贿。周勃的儿子周胜之的妻子是刘恒的女儿,她和刘恒的母亲薄太后都在刘恒面前为周勃辩护,刘恒这才释放周勃,让他恢复爵位和封地。

陈平和灌婴在刘恒位不久即先后病故,周勃被牢牢压制,刘恒任命功臣集团的张苍为丞相,仅仅四年时间,就稳稳控制了功臣集团。在刘恒登基第一年,刘襄就病死了。第二年,刘章也郁郁而终。三兄弟中剩下的济北王刘兴居为此愤愤不平,后来起兵造反,但很快战败,自杀而亡。

至此,汉文帝刘恒的权力基础已经非常稳固,没有任何政治集团可以对他的皇权构成威胁。刘恒的弟弟、淮南王刘长恃宠而骄,又因为扑朔迷离的“谋反”,被押送到边远的蜀郡严道邛邮。不料,沿途官吏都不敢打开囚车封条,导致刘长没有饭食下肚,绝食而死。《西汉朝廷大洗牌》中认为,刘恒对待刘长,颇有欲擒故纵的嫌疑。

尽管不无“原罪”,但汉文帝刘恒心怀戒惧,谦虚自守,以忧患意识行谨慎之政。他废除了株连之刑和诽谤法,重视循吏(在国家法律和人情之间维持着微妙平衡), 愿意垂听批评性意见,并且将汉初的“十五税一”改成“三十税一”,这使得他为“文景之治”打下了良好基础。

暴力阴谋无穷尽,专制主义祸千年

作为历史学者,孙家洲在本书将三大政治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军事政变的过程勾勒清晰,对于一些历史细节的推测建立在史料和史事进程的基础之上,犹如老吏断狱。

纵观本书描述的政局变化,吕氏外戚集团在权力格局中本来占得先机,但吕氏第二代人物吕产、吕禄在面临危机之时毫无还手能力,几乎是引颈待戮。

由此可见,吕太后虽有政治谋略和手段,对于自己家族的后代却毫无识人之明。吕产、吕禄在政治斗争的紧要关头,既缺乏必要的机心,也没有应变的手段。从根本上说,他们并不适合掌握军权和相权,也不适合介入权力斗争。

以今人的后见之明来看,吕太后违背“白马之盟”,将才智、能力平庸的吕氏后代封王并推上高位,在其死后却给整个吕氏家族引来灭门之祸,显然考虑不周。若她不违背“白马之盟”,让吕氏家族低调温顺,吕产、吕禄等人或许就不会惨死。

广州荔枝湾景区内,陆贾“和集百越”塑像

就三个集团的利害关系而言,皇权的争夺始终处于刘氏宗室基团和吕氏外戚集团之间,无论哪个集团控制最高权力,都必须利用开国功臣集团实施专制统治。对开国功臣集团而言,谁控制最高权力并不重要。那么,功臣集团为何要联手刘氏宗室基团,铲除吕氏外戚集团呢?

因为秦代二世而亡,汉代建国之后如何将权力长期延续也就成了刘邦面临的最大难题。此时,在秦代被“焚书坑儒”所苦的儒家士人也急于进入权力中心。陆贾对刘邦说的一番话,正好满足了刘邦最急迫的需求:“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此时的儒家吸收了部分法家思想,为刘邦提供意识形态,尊君卑臣的同时以身作则,首先向皇权输诚。西汉初期的儒者每一措施,都“急统治者所急,想统治者所想”,而他们借此交易获取了丰厚的回报,这就是汉武帝之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于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功臣集团此前与刘邦的合作基础,刘氏方为正统的概念逐渐在帝国臣民中得到内化。此外,吕氏外戚集团是借着铲除“异性功臣王”而立功并掌握大权。因此,功臣集团活着的人对其存有“旧怨”,在儒家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与刘氏宗室基团合作铲除吕氏外戚集团,既有正当性,还可以借着拥立新君而立功。

但是,西汉儒家与皇权合作,尊君卑臣卑民,使得王权专制主义制度逐渐定型,危害持久。一方面,刘邦建立汉朝的事实表明,打天下坐天下的利益极其巨大,正如其所说“大丈夫当如是也”,这对众多无产者和平民形成了巨大的诱惑;另一方面,通过暴力夺取最高统治权力成为了历代改朝换代的不二手段,这几乎必然会造成巨大的人口死亡。

在本书揭示的史事中,由于刘恒即位之后谨慎执政,以及后来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功绩被史家津津乐道,而这场权力争夺中的血腥被有效淡化。中国古代宫廷的权力争夺,几乎全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现象屡见不鲜,其血腥和暴力程度令人不寒而栗。类似的戏码往复循环,在中国重复上演了两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才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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