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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刘宋诗文建功立业与及时行乐的生命取向

时间:2020-10-15 00:00:00|来源:|编辑:网络|点击:

本文作者詹福瑞教授

摘要

对于魏晋及刘宋诗文中的功业主题,学术界多有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而此一时期诗文中所表现出的及时行乐思想,因为评价负面,研究较少。实则这一时期的士人,出于生命苦短的生命意识,既把建功立业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方面,亦把及时行乐视为体现生命意义之一部分,因此其诗文中建功立业内容与及时行乐思想或同时或交替出现,共同构成了此一时期诗文的重要内容,都反映出士人对生命的重视,对只有一次而且瞬间即逝的生命的珍惜。

关键词

功业;及时行乐;生命意识

论及魏晋及刘宋文学,建安和刘宋时期鲍照诗文建功立业的主题是主要话题,并把这一主题视为文学史之主流,对其研究亦极深入。然而魏晋及刘宋文学中,与功业思想同样流行的及时行乐思想却少有人关注,讨论亦不多,评价基本为负面。的确,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一直是把功业思想与及时行乐思想作为正反两极来看的。正如此,无论文学史还是专题研究,多强调魏晋及刘宋文学建功立业的思想而遮蔽掉其及时行乐的内容。其实,这一时期的诗文中,及时行乐与建功立业是两大并列且同等重要的内容,无论对哪一个内容的屏蔽,都会失去其历史的真实面貌。即使是对及时行乐思想的评价,也并非一笔抹杀之那么简单。从生命意识的视角出发考察魏晋刘宋诗文的功业主题和及时行乐内容,二者的出现都是自然而又合乎人的正常心理的。

本文作者著《南朝诗歌思潮》

“若人类生命根本只在此七尺肉体短促的百年之内,则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究竟何在?此实为人生一最基本绝大问题”。生命是瞬间的存在而终归虚无,这一不可改变的宿命,决定了人生注定是悲剧的结局。就生命之终极而言,个体生命的确是无价值的。但生命毕竟存在过,虽然是瞬间的存在,而生命价值恰恰就产生在瞬间存在的这一过程中。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瞬间的存在、并于瞬间创造价值以体现生命的存在或证明曾经的存在。因此可以说生命的根本意义体现于生命价值的创造,人是通过生命价值的追求与实现而改变生命的悲剧命运的。因此每个个体生命,与其说是一个自然存在,毋宁说是自我塑造的存在。创造生命的价值,就是在时间的生命之流中塑造个人的生命。建安时期士人生当乱世,百姓遭战争涂炭,士人生命亦难得善终,所以产生了大量悲叹生命之短、生命之易逝的诗文。乱世摧残损害生命,使士人对生命乃瞬间的存在而终归虚无的本质有深刻之体认,同时亦促使其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何在,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生命观进一步凸显。动荡的社会使人之生存变得极为艰难,却也为士人提供了平靖战乱、一统天下机会,而此也是实现个人生命价值与意义的稀有机会,因此建安时期的士人表现出强烈的功名意识。

此时士人的生命意识与古诗作者的生命意识有同有异,同者在于都有对生命苦短的体验,异者在于建安士人对生命的感受比古诗的作者更为强烈。宇宙无穷,生命不永,功业无期,盛时难在,无常思想与功业意识的矛盾给这一时期的士人带来深沉的人生苦闷,也使建安文风于激昂雄迈之上蒙上一层苍凉的情感色彩。如果说汉末文人的生命观接近于列子思想的话,建安士人的生命观更带有儒家的色彩,尽管这一时期经学衰落,儒家的光环暗淡了许多。

曹操像

建安士人关于生命的心灵求索中,最有意义的是建安士人关于人生社会意义和价值的抒写。曹操作为此一时期的豪雄,雄心勃勃,功业思想极为强烈,而其抒写功业理想的诗中,多见时光的催迫,《秋胡行》其二:“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歌以咏志,四时更逝去。”生死乃为天命,时间如滔滔洪流,在身边逝去,此无法违背,亦无法改变,故不应为此而焦虑。但时间如此紧迫,而乱世却不能及时得到治理,此其所虑也。《步出夏门行》亦可看出他对生命的理性认识和对功业的不舍追求:“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生而必死,此是天命,但是虽年迈而壮心不已,则是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里就突出了主体在生命中的决定性价值和意义。

曹植因有藩王重位,且有机会接续曹操的霸业,功业思想更为浓厚。其后,他失去了为太子的机会,并遭到曹丕和曹叡的猜忌与防范,政治上再难找到时机,然而他建功立业思想非但未泯灭,反而更加强烈。可见其所写的《求自试表》:“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必效须臾之捷,以减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国家之难,身虽屠裂,而功铭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未尝不拊心而叹息也……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声名并灭”。此表写于太和二年(228),曹丕去世与魏明帝曹叡的即位,使此时的曹植看到了希望,故上两道自试表,表达了他不愿尸位素餐、无所作为的意愿。效命于明时,立功于圣世,使名著竹帛,此是曹植一生之志向。而其所担心的就是身死之时,声名并灭。显然是把功业与个人的生命价值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曹植看来,生命价值之实现与否,比之生与死更重要。此种功业观在曹植诗里亦多有表现。《薤露行》:“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子删诗书,王业粲己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鰕

篇》:“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杂诗六首》其五:“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其六:“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建功立业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生命价值,这种功业观是建安及曹魏士人典型的生命观。

建安七子的诗多表现出及时建立功业的渴望。孔融《杂诗二首》其一:“昂昂累世士,结根在所固。吕望老匹夫,苟为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独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以人生无常,很快即老,所以胸怀猛志,不甘凡庸,要似吕望、管仲建立功业,可谓“寄托非常”。陈琳《游览诗》其二:“节运时气舒,秋风凉且清。闲居心不娱,驾言从友生。翱翔戏长流,逍遥登高城。东望看畴野,回顾览园庭。嘉木凋绿叶,芳草纤红荣。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收念还书房,慷慨咏坟经。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宋长白《柳亭诗话》以为此诗“当是同阮元瑜在记室语”。有感于生命不能久长,所以希望通过建立功业青史留名。

曹丕像

此时的士人苦苦追求生命价值无限之大,不仅在意生年的建功立业,还延展到生后的文章不朽。上所举曹植《薤露行》即此。不仅渴望建永世之功,“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亦希望立不朽之业,“孔子删诗书,王业粲己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使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最大程度的张扬,以达于无限。曹植的这种思想,在建安时期也有代表性,其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亦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君子,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完全是从身后的名声不朽来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中国士人讨论生命的精神价值与意义最为集中并且达到相当高度的论述。生前之荣乐,寿命之长短,自然也是生命的体现,但与身后名相比,这些都退居其次。人之大痛,是生命到了终点,未能建立起千载之功,使文章足以传世。所以与文章传世的不朽之业相比,现世的富贵荣华就显得无关重要了。

对于人的生与死,建安士人的观念是卓异的,堪称在现实与理想的结合上完成了令人叹服的超越。他们相信有生必有死,虽圣贤也不能免。但他们又苦苦地追求生命的无限,希望建不世之业,来实现人生价值。而且有识于生命短暂不居,他们对功业的追求就更加急切、更为执着,对著书立说的体认更为明确。

建安士人对生命的体认,是一种典型的悲剧情感。明知人生有限,却偏要在此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无限的生命价值;既体认到身后万事皆空的虚幻,却顽强地以个人的奋斗与进取填补这虚幻,这种于有限中创造出无限的悲壮努力,使建安诗于沉郁中透出坚韧超拔,悲慨苍凉中蕴含着激昂奋发的崇高力量。同时也是直继《左传》“三不朽”思想,又一次把人的生命价值提高到可以超越有限生命达到无限的最为清醒的努力。从此,立功与立言就成为我国文人追求生命个人和社会价值的不变努力。

曹植像

与建安士人相比,两晋和南北朝士人的生命感受仍很强烈,但功名心却弱化了很多,这与此一时期的士族文人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因而无所作为有关,亦与玄学及佛教的兴盛有关。自然也有感受生命之短暂从而兴发勃郁功名意识的士人,如张华的乐府《轻薄篇》:“人生若浮寄,年时忽蹉跎。促促朝露期,荣荣遽几何?念此肠中悲,涕下自滂沱。”借讽刺末世轻薄之徒的浮华生活,表现了生命短暂、荣乐生活亦不能久的思想。而其《壮士篇》所表现的就是及时建功立业的思想,诗云:“天地相震荡,回薄不知穷。人物禀常格,有始必有终。年时俯仰过,功名宜速崇。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慷慨成素霓,啸吒起清风。震响骇八荒,奋威曜四戎。濯鳞沧海畔,驰骋大漠中。独步圣明世,四海称英雄。”“年时俯仰过,功名宜速崇”,是此诗的主旨。诗的情调慷慨激昂,上承曹植《白马篇》和《鰕篇》,下启李白的任侠诗。他还写有《励志诗》依旧是“吉士思秋,实感物化。日与月与,荏苒代谢。逝者如斯,曾无日夜。嗟尔庶士,胡宁自舍?”有感于日月荏苒,而要“进德修业,辉光日新”。似张华这样的作品,在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几乎是特例,这当与其出身寒门有关。

此一时期,集中表现了功名思想的主要是陆机和鲍照。

陆机虽然年过四十而终,生命极为短暂,但是在其以青春为主的生命中,却充满强烈的生命感,写有《大暮赋》《叹逝赋》《感丘赋》和直面生死的挽歌诗。他的功名思想亦十分强烈,并且都与时光飞度、生命易逝密切相关。《日重光行》:“日重光,奈何天回薄。日重光,冉冉其游如飞征。日重光,今我日华华之盛。日重光,倏忽过,亦安停。日重光,盛往衰,亦必来。日重光,譬如四时,固恒相催。日重光,惟命有分可营。日重光,但惆怅才志。日重光,身没之后无遗名。”《月重轮行》:“人生一时,月重轮,盛年安可持。月重轮,吉凶倚伏,百年莫我与期。临川曷悲悼,兹去不从肩。月重轮,功名不勖之。善哉,古人扬声,敷闻九服,身名流何穆。既自才难,既嘉运,亦易愆。俯仰行老,存没将何所观。志士慷慨独长叹,独长叹。”歌中反复咏叹的是时光飞逝,日月相逼,人俯仰即老。志士所惆怅、所担忧的是生前不能立功,身后不得扬名。与此二乐府相似的作品还有《长歌行》:“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寸阴无停晷,尺波岂徒旋。年往迅劲矢,时来亮急弦。远期鲜克及,盈数固希全。容华夙夜零,体泽坐自捐。兹物苟难停,吾寿安得延。俯仰逝将过,倏急几何间。慷慨亦焉诉,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迨及岁未暮,长歌乘我闲。”《遨游出西城》:“遨游出西城,按辔循都邑。逝物随节改,时风肃且熠。迁化有常然,盛衰自相袭。靡靡年时改,苒苒老已及。行矣勉良图,使尔修名立。”上二诗是反复咏叹,《长歌行》则详加描写时间的流逝以及生命的暂时性。并且明确指出,此乃天道自然,不可改变。面对这样的不可改变的命运,人的寄托只有功名。所以遗憾的不是生命的必然消逝,而是使生命得以体现的功名未能建立,故此处追问的是生命的真正意义,不在生物之肉体,而在精神。

陆机像

鲍照的功名思想表现为功名难得的无奈与激愤,诗中充满磊落不平之气,集中在《拟行路难十八首》中。对于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短暂,在鲍照的诗中,多以醒目的提示语表现出来,其五:“君不见河边草,冬时枯死春满道。君不见城上日,今暝没尽去,明朝复更出。”其十五:“君不见柏梁台,今日丘墟生草莱。君不见阿房宫,寒云泽雉栖其中。歌妓舞女今谁在,高坟垒垒满山隅。”他提示读者,当然更重要的是警醒自己,要从自然界的日落复出、草的冬枯春荣,而联想到人生命的不可复制;从昔日繁华的宫殿名台,感受人去楼夷的历史沧桑之变。由此而觉悟个人生命:“今我何时当得然,一去永灭入黄泉。人生苦多欢乐少,意气敷腴在盛年。且愿得志数相就,床头恒有沽酒钱。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人生苦短,而且欢乐无多,因此要及时行乐,把功名之心抛之脑外,“存亡贵贱付皇天”,由他去也。其十五:“长袖纷纷徒竞世,非我昔时千金躯。随酒逐乐任意去,莫令含叹下黄垆。”其十八:“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人。丈夫四十强而仕,余当二十弱冠辰。莫言草木委冬雪,会应苏息遇阳春。对酒叙长篇,穷途运命委皇天。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直得优游卒一岁,何劳辛苦事百年。”都是此意。但这显然是激愤之语,是出身微贱者事功无门而发出的感慨,有苍凉,有无奈。其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蝶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清人陈沆云:“无论明远二十之年一命未沾,无官可罢,即使预设之词,亦必语出有为。”此所谓“语出有为”,就是鲍照宁可甘于贫贱、亦不肯丢掉孤直性格的孤傲之性。但从诗之首二句看,鲍照对这种选择实出于无奈,“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蝶躞垂羽翼”,人生既然如此之短,又怎能迟行甚或停止前行!所以放弃功名,并非他的本心。全诗充满了思想的矛盾、情感的冲突,其根本原因就是不甘心放弃功名,虚度人生,“取堙当代”。鲍照诗所表现的对功业的执着,他面对现实所表现的孤傲之性,以及鲍照诗磊落不平的表现特点,都对唐代诗人李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鲍照另有《答客》诗,也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幽居属有念,含意未连词。会客从外来,问君何所思。澄神自惆怅,嘿虑久回疑。谓宾少安席,方为子陈之。我以筚门士,负学谢前基。爱赏好偏越,放纵少矜持。专求遂性乐,不计缉名期。欢至独斟酒,忧来辄赋诗。声交稍希歇,此意更坚滋。浮生急驰电,物道险弦丝。深忧寡情谬,进伏两暌时。愿赐卜身要,得免后贤嗤。”谓其生性追求适性,喜欢幽居,不交友,不求名。然感受生命之短暂,又深深为此淡薄世情而忧虑,陷入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他最终的愿望还是要在功业上有所成就,以免被后人嗤笑不知珍惜生命而建功业。

鲍照著、钱仲联集注《鲍参军集注》

在魏晋南北朝表现生命主题的诗文中,如果说时光紧迫与追求功业是以一种因果关系而出现的话,及时行乐与建功立业则是以并列的关系而交替出现的,这说明此一时期的士人认为二者对生命都重要。

汉末文人的生命观是现实、现世的生命观。这种生命观,使士人面对追求身后名与追求现世肉体快乐的两种选择时,并不在乎生命的社会意义,而是把生命的所有意义与价值都放在了个人现世的享受与快乐上。“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死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珍重生命呢?”可以说死亡的虚无感,催生并膨胀了汉末士人的感官欲望。他们追求功名,是为了占居高位,摆脱穷贱,如《古诗十九首》第四首所言:“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乎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居要路津。无为守穷贱,

轲长苦辛。”“令德”者的“高言”是什么?识曲者听到的真意是什么?他们共同的心愿是什么?就是在迅疾即逝的短暂人生中,捷足先登,占得高位,求得富贵。如李善所注:“所愿,谓富贵也。”这就是他们面对生命苦短的人生选择。这些诗人同时还批评了那些为身后子孙操心的人,第十五首就集中表达了这两种态度:“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此诗的最后一句,就是第十三首“服食求神仙,但为药所误”之意,是说神仙之事的虚幻不可信。而诗中所说的“千岁忧”和“爱惜费”批评的则是另一种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活在世忧虑甚深,个人的人生甚苦,不仅费心劳神,还要节衣缩食,以为子孙后代考虑,活得很累。所以古诗作者不仅把人生安顿在今世,而且把人生的意义还给个人。要人及时行乐,甚至苦白日不长,索性秉烛夜游。总之,由于古诗的作者是一批生活在下层的文人,对生命蹉跎感受尤深。又由于他们无法把握个人的政治命运,所以他们面对生命,虽然也流露出留荣名于身后的情感,但更多的是表现出了追求现世享受的无可奈何的感伤。

萧统辑、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

建安及曹魏士人面对“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的现实,产生了两种极为强烈的思想,一个是及时行乐,一个是及时建功立业。曹丕《大墙上蒿行》,就是有感于时间流逝之快、人生之枯索萧瑟,而主张及时行乐,以求人生快适的诗。全篇极尽铺陈之能事:“阳春无不长成,草木群类随大风起,零落若何翩翩,中心独立一何茕。四时舍我驱驰,今我隐约欲何为?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适君身体所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尝。冬被貂鼲温暖,夏当服绮罗轻凉。行力自苦,我将欲何为?不及君少壮之时,乘坚车,策肥马良。上有沧浪之天,今我难得久来视;下有蠕蠕之地,今我难得久来履。何不恣意遨游,从君所喜。带我宝剑,今尔何为自低卬?悲丽平壮观,白如积雪,利如秋霜。鲛犀标首,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御左右,奈何致福祥。吴之辟闾,越之步光,楚之龙泉,韩有墨阳。苗山之铤,羊头之钢,知名前代,咸自谓丽且美,曾不如君剑良,绮难忘。冠青云之崔巍,织罗为缨,饰以翠翰,既美且轻。表容仪,俯仰垂光荣。宋之章甫,齐之高冠,亦自谓美,盖何足观。排金铺,坐玉堂。风尘不起,天气清凉。奏桓瑟,舞赵倡,女娥长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酢桂酒,脍鲤鲂,与佳人期为乐康。前奉玉卮,为我行觞。今日乐,不可忘,乐未央。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这是帝王才有的恣意遨游、纵情享乐,不惟是一般的贵胄之家冬被貂裘、夏服绮罗、乘坚车策肥马而已;而是戴高冠,佩宝剑,排金铺,坐玉堂,奏桓瑟,舞赵倡,美人祝酒,快乐未央。但在诗中如汉赋对宴享作铺张扬厉描写的同时,乐府又反复出现“我今隐约欲何为” 的主调,隐约,有二义,一是困厄,一为俭约。曹丕《典论·论文》有“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语,“隐约”与“康乐”相对,当是困厄之意。而从此诗诗意看,诗人强调的是及时行乐,不要自苦,则“隐约”显然是指自为俭约之意。此诗虽长,但用曹操的一句诗即可概括,就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不过却把它更具体化了。此诗开篇以草木逢阳春而生长,秋则随风而飘零,兴起人的生命之感。四时的更替本来是一自然现象,但在诗人看来,却如时光抛舍了自己而去,故使诗人油然而生“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的悲感,“为乐常苦迟,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所以他铺陈描写宴乐的目的,就是要表达生命苦短、及时行乐的情感。曹丕另有《善哉行》“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善哉行二首》“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策我良马,被我轻裘。载驰载驱,聊以忘忧”,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情感。而从曹丕两封《与吴质书》看,他与其侍从文人的南皮之游就是及时行乐的具体行为。曹丕《大墙上蒿行》等诗所表达的思想与《列子·杨朱》篇的思想极为相近,由此亦可见《列子》生命观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既是人的生命观的必然反映,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生命观的反映。

一方面是由人生苦短而思宴饮行乐,另一方面则是由宴饮极乐而忽生百年一瞬之悲。曹丕《与吴质书》描写他与侍从的南皮游乐,正极乐之时,却“乐往哀来,凄然伤怀”,因为他想到了“斯乐难常”,生命及其与友人的欢聚都是暂时的,都不可能长久,所以忽然陷入感伤了。这正是生命意识在发挥作用。其弟曹植的《箜篌引》也表现出同样的现象:“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讴。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终义所尤。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此诗“始言丰膳乐饮,盛宾主之献酬;中言欢极而悲,嗟盛时之不再;终言归于知命而无忧也”。曹植诗攻于发端,《赠徐幹》就有首二句“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这样的诗句。但此处的“惊风”六句,出现突兀,与前盛宴之描写形成极大的情景落差。诗人这样写,固有情感表现的考虑,但更主要是情感自身发生的大起大落所然。“惊风”二句写时光流逝,颇为惊警、形象。白日西驰之速,如狂飙劲扫,不仅宇宙充满了动感,亦使人生充满了巨大的流动感。而“生存”二句,则以冷峻的态度锁定了人生悲剧的结局。乐极而悲,是建安诗人极为特殊的现象。“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这种现象说明,建安时期的士人时时都会感到生命的流逝,因而也就时时悲从中来。由此也可解释此一时期或其后的及时行乐思想,就是强调生命之不可再来,生命之可贵,不应浪费,不能虚度。及时行乐已经变为充实而又快乐生活的一种特殊表现。

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

魏晋士人以生活纵放而著名,竹林七贤的饮酒,西晋士人的汰奢,史上多有记载。此种行为证明,这一时期的士人既要追求精神上的适性,又醉心于物质的享乐。而重视物质享乐的心理动因,在一些士人那里即出自他们强烈的生命意识。当然竹林士人对于物质生活的态度亦有别,不可一概而论。嵇康与阮籍主张清心寡欲,“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而向秀则认为人之“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且生之为乐,以恩爱相接,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飨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所以七子中向秀和王戎既醉心于享乐,而且把其视为正当自然合乎人性的。

在两晋和南朝士人中,重点考察的还应是陆机与鲍照。这是因为在两晋和南朝士人中,他们的生命感甚强,亦有浓厚的功名意识,及时行乐思想在他们作品中亦多有表现,陆机《顺东西门行》:“日出西门望天庭,阳谷既虚崦嵫盈。感朝露,悲人生,逝者若斯安得停。桑枢戒,蟋蟀鸣,我今不乐岁聿征。迨未年莫及时平,置酒高堂宴友生。激朗笛,弹哀筝,取乐今日尽欢情。”诗人为何不乐?有感于人生若朝露之短也。故要趁未衰老之时与友人宴饮为欢。又《短歌行》:“置酒高堂,悲歌临觞。人寿几何,逝如朝霜。时无重至,华不再阳。

以春晖,兰以秋芳。来日苦短,去日苦长。今我不乐,蟋蟀在房。乐以会兴,悲以别章。岂曰无感,忧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咏,长夜无荒。”此乐府显然受了曹操影响,然稍事铺陈,反复咏叹,突出了来日苦短、当及时为欢的情调。此类诗中,及时行乐思想写得最深刻的应是《董桃行》:“和风习习薄林,柔条布叶垂阴。鸣鸠拂羽相寻,仓庚喈喈弄音,感时悼逝伤心。日月相追周旋,万里倏忽几年,人皆冉冉西迁。盛时一往不还,慷慨乖念凄然。昔为少年无忧,常吝秉烛夜游,翩翩宵征何求?于今知此有由,但为老去年遒。盛固有衰不疑,长夜冥冥无期,何不驱驰及时,聊乐永日自怡,赍此遗情何之。人生居世为安,岂若及时为欢。世道多故万端,忧虑纷错交颜,老行及之长叹。”前五句即《文赋》“遵四时以叹逝”之意,感春光无限,叹生命流逝,由此而知少年之时为何及时行乐,皆因为时光所迫,老之将至。此诗深刻揭示了魏晋士人及时行乐思想产生的心理原因,魏晋士人为何追求物质享乐,此诗从生命意识的角度给予了明确的解答。

陆机著、刘运好校注《陆士衡文集校注》

从总体上看,南朝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逐渐式微,惟鲍照的生命意识甚强,其作品亦多表现“浮生会当几,欢酌忽盈衷”的及时行乐思想。《代少年时至衰老行》:“忆昔少年时,驰逐好名晨。结友多贵门,出入富儿邻。绮罗艳华风,车马自扬尘。歌唱青齐女,弹筝燕赵人。好酒多芳气,肴味厌时新。今日每想念,此事邈无因。寄语后生子,作乐当及春。”《古乐苑》卷三六云:“大抵为嗟老伤穷,羁旅无聊之意而已。”因是“代”体,此诗如《古乐苑》所言,“必旧有是作”,所写生活未必是鲍照生活的真实写照。不过此诗却也真实表达了他羡慕贵族生活、希望趁青春年少及时作乐的想法。作为出身寒门的士人,鲍照既有自恃其才的孤傲,也不免有希图富贵的俗念。钱仲联说:“他一方面对自己身居卑位、怀才不遇感到愤愤不平,另一方面却又在诗中表现了对‘出入宫闱里,结友曹与何。车马相驰逐,宾朋好荣华’那一种生活的向往。”而这与李白极为相似,可见这应该是出身寒素士人常有的心理。不过,对于功名与行乐,在他的诗中是有矛盾的,与上诗相对立,有的诗则表达出甘于贫贱而为乐的情绪。《代边居行》:“少年远京阳,遥遥万里行。陋巷绝人径,茅屋摧山冈。不睹车马迹,但见麋鹿场。长松何落落,丘陇无复行。边地无高木,萧萧多白杨。盛年日月尽,一去万恨长。悠悠世中人,争此锥刀忙。不忆贫贱时,富贵辄相忘。纷纷徒满目,何关慨予伤。不如一亩中,高会挹清浆。遇乐便作乐,莫使候朝光。”诗中少年为了建立边功,离开京城到荒凉的边地,在艰苦的生活中度过盛年。对于这样的选择,诗人是持疑问态度的。他把这样的功名视为“锥刀”之利,并为世人纷纷扰扰而追求它提出质疑,在他看来,与其如此,不如甘做居处简陋的寒士,得乐便乐。

鲍照的行乐思想与陆机不同,有的是产生于求取功名受到挫折之时,如《拟青青陵上柏》:“涓涓乱江泉,绵绵横海烟。浮生旅昭世,空事叹华年。书翰幸闲暇,我酌子萦弦。飞镳出荆路,骛服指秦川。渭滨富皇居,鳞馆匝河山。舆童唱秉椒,棹女歌采莲。孚愉鸾阁上, 窈窕凤楹前。娱生信非谬,安用求多贤。”很显然,因为求取功名没有结果,有感于虚度华年,才寻求声色之乐,以获得心理上的宽慰。“娱生信非谬,安用求多贤”,实为感愤之语。这样的思想在李白诗中也常有表现。

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分析以上及时行乐的诗,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魏晋及刘宋士人所表现的及时行乐思想,生命苦短是其生成的基础。其中的确也包含了追求物质快乐的心理,但更为重要的思想情感则是对生命的重视,对只有一次而且瞬间即逝的生命的珍惜。诗中及时行乐的内容,自然有颓废气息,但更多的却是执着于此在人生的强烈的生命力。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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