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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谁说中国农民只懂得种地?

时间:2020-11-13 00:00:00|来源:|编辑:网络|点击:

作者 | 张耐东冬

边缘”地带的考察结论对于理解传统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有哪些帮助?

首先,从方法上来讲,研究区域性人群的文化与文化行为、社会组织,都要从其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计活动(如生产与交换)出发,这对于考察游牧社会或农耕社会都适用。

比如观察农业社会时,美国人类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很早就揭示了一个现象:世界以稻米生产为主的地区人口密度一般都非常高。

如何解释这两者间的相关性呢?这就要从环境﹑稻米生产的特色入手,格尔茨提出“农业萎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或译为“农业内卷化”,说的就是稻作生产中的人口增长与粮食增产间的恶性循环现象。

因为稻米这种作物﹐在使用科学方法培育高产杂交的新品种之前,一个基本的特色就是产量和投入的劳动力成正比。投入更多人力从事插秧、除草、耕作、施肥等事务,在自然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产量就会随之提高。所以稻农为了增加在田地上的劳动力而生育更多孩子。

生育率上升导致稻米需求量增加﹐以喂育新生人口。一方面更多人力及土地投入于种植稻米,以获得较高的产量﹐另一方面更多的生育人口又需更多稻米来喂养,这就出现了稻作区的人类生态恶性循环。格尔茨指出,印度尼西亚以及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南方这些稻米生产地区,人口暴涨情况与稻作生产相关。

当然,传统的耕作方式、技术﹐以及社会组织也是导致这种恶性循环的重要原因。对于传统东南亚稻作农业与人口问题﹐我没有做过深入研究。

不过我在《游牧者的抉择》中讨论游牧社会时,从自然环境、生计活动﹑社会组织与文化之人类生态角度﹐在概念及方法上是与此相通的。

其次,如果从人类生态的角度去看待某个社会,就不只是看它的产业而已,农耕本身是一类产业,在不同纬度、不同降水条件下,人们会选择种植不同的作物,就像在游牧社会中有不同畜养动物的组合(也就是我分析的“畜产种类”和“畜产构成”),也有不同的游牧方式。

不过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不止于此。有时同样的环境﹐人们用不同的生计手段来利用或改变它﹔同样的生计﹐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我们应重视人类利用社会组织及相关文化﹐对环境以及对生计的修饰与补充。

就像我研究的中国北方各类型游牧社会,牧民们可以结成各单位人群较为平等自主的部落,也可以结成中央化﹑阶序化的国家,如此形成不同的游牧人类生态。

为什么有时候游牧人群要建立国家这样的政治组织?这便与游牧人群和定居人群社会间的互动有关。

带着这样的思路去反观华夏文明核心区域的政权与农业,就会发现一个我们常常会忽略的细节,那就是农业和其他人类生计产业的差别究竟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们好像受到进步观念的影响,认为人类经济生活有一个不变的发展过程,从渔猎到游牧再到农耕。

我在《游牧者的抉择》这本书中讲过,这种认识和人类历史发展并不完全相符。历史上专业化游牧是很晚才出现的,远晚于原始农业出现的新石器时代﹐因此时间上就不存在游牧向农耕过渡。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农耕社会中的人从来没有放弃过采集和渔猎。

我们可以看到明清中原文献很喜欢记载云南、贵州地区的人吃虫子、吃蛇和蜗牛等等“特殊”食物,其实曾经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就知道﹐中原的农村居民也不会放过这些食材,抓到蛇和肥老鼠也会吃掉。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文献里常提到类似“梁山泊好汉”的故事――农人在受不了灾荒及剥削的时候常会逃入名山大泽,有时候因为战乱,也会逃到类似“梁山泊”的山水之间谋求生存。这说明什么呢?

这和农业生产的性质有关。传统农业是把种子及劳力成本投入于土地,要延迟约六至七个月才能获得收成。这六七个月间农人是无助而易受侵害的,劳动成果随时会被他人偷盗、劫掠或毁坏,天灾也会对农业收成产生重要影响。

这些情况都是农人自身难以抵御的,因此他们需要得到强有力的政治社会组织的保护。产业特征——植物离不开土地,因而农民也离不开土地——决定了农业社会对定居政权的依赖。

在这样的前提下,政权对农人收税,甚至抽很重的税,农人都只能接受。但有的时候政权没有办法尽到保护农民的责任,比如战乱,比如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比如十分贪渎恶毒的地方官﹐这时候农户便常会逃入山泽之中。

文献对这种情况有一些记载,那些农民逃入山泽之后如何生活呢?不是继续农耕生活,而是会选择以渔猎作为主要生计手段,因为渔猎是可以立即获得食物的生计方式。人们不需要有强大社会组织的保护﹐反而为了从事渔猎﹐小规模而有弹性的人群聚合(猎团)更为方便。

与此相关的是分享的文化﹔只有在自身丰足时与他人分享﹐才能保证自身匮乏时得到别人的接济。杀婴也是渔猎社会常有的文化行为﹐因此种生计手段能喂养的人口相当有限。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

王明珂/著

世纪文景·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5月

我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里举过一个例子,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在大乱结束之后,有地方官没收百姓的渔猎用具,劝民归农,并且明令禁止当地杀婴的习俗。在这样的治理政策下,当地快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当时中原帝国历史学家通过这个典型事例强调一种价值观﹕安民、劝民力农是地方官的本分,能够坚持这样的理念就是好官。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从这段记载里也能看出人民的选择:在因战乱等因素影响而无法维持农业生计时,人们会放弃农业。

但是对于整个中原帝国的人类生态来讲,必须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农业生产,来供养一级级的上层社会﹐所以非得把平民拉回田地,让他们重归农业。

婴儿是未来的农村生产人口﹐所以杀婴也被严格禁止。能够完成这些目标的官员,在传统社会的评价里就是优秀的地方官。

比较游牧﹑游猎与定居农业之人类生态及其历史兴衰﹐我们可以反思当今世界先进国家人类生态中农业与农人的处境。

简单地说,人类农业定居生活与政治体结合的历史,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作物离不开土地,农民离不开作物,以及农业生产的延迟收获特点,使得农民需要被保护,因此展开农村与农民被利用﹑剥削的数千年历史。

第一阶段是考古学者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所称的都市革命时期——以都市作为农产品的集散与交换中心﹐因而农人在城乡关系中落入边缘。第二阶段﹐在国家与文明兴起之时﹐农人与农村更成为供养各阶层统治者的基本生产单元。

这种中心城镇与文明国家先后出现而让农村﹑农民落入边缘的历史,不是中国独有,而是全球性的普遍现象。第三阶段也是新近的发展,是在当前全球化之时代背景下﹐资金﹑人员﹑知识以及农产品作为商品之全球流动,因产销过程中难以掌握的情况更多更复杂,而让农村与农民而更加边缘化。

坚守六年扎实写作

萤火虫之光虽然微暗,但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也能成为黑夜里的一簇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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