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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门而重要的知识——中世纪与现代的越壕作战

时间:2021-01-04 00:00:00|来源:|编辑:网络|点击:

很多朋友甚至长者,对小组能够在当前这种无偿的情况下,保持持续蓬勃发展很不理解,并且认为小组不会长远的存在下去。那么,今天,我们用一位小组大神的留言来回答各位的疑问:

我们如同美剧《失落的房间》(the Lost Room),这个房间的所有物品都有奇特的功能(如眼镜能防弹和灭火),传说这个房间的主人是上帝。有一天这些物品都失散了。但只要有一件物品出现在房间,其余的物品都会神使鬼差般循踪而来。

做人当知,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行事要为善

治学应晓,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开卷必有益

●作者/约翰·D 霍斯勒 博士

●译者/迹

●取材/军事评论2020年3 - 4月刊(美)

在现代地面战争,线性障碍是影响部队机动性的一大难题。在进攻作战中,这一点尤为明显,毕竟进攻作战的特点就在于主动与速度,而这自然或人为的障碍则会导致这两点无法达成。因此,美国陆军编写了条令手册以克服障碍问题。如今的条令源自于两本现已停用的条令,分别是聚焦渡河行动的野战条令90-13《渡河作战》,和聚焦登陆行动的野战条令90-1《合成登陆作战》。在这二者的基础上,又衍生了2008年面向各类壕沟的野战条令30-90.12《合成越壕沟作战》(已停用)和2016年最终成形的陆军技术出版物3-90.4《合成机动》。

研读条令虽然不胜枯燥,但字里行间偶有史海钩沉,以彰历史之渐现真容。一如2006年原版的野战条令3-24《反叛乱作战》,就对拿破仑的“西班牙之殇” [1] 有所简论。此外,在2017年的野战条令3-0《作战》中,也大量使用了自吕宋战役到沙漠盾牌行动的大量历史战例,其引述的战将名言亦溯至千年之久。但在一系列关于越壕的条令手册中,却丝毫不见历史战例的影子,不可不谓之奇怪,毕竟数千年以来,军队一直都在与线性的障碍做着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一点没有人比历史学家更懂了。

作者本人的历史研究方向是中世纪战争,从最新的考古研究来看,整个中世纪大多数的基础军事理论著作都对越壕问题进行了论述。弗拉福斯·维基图斯·雷纳图斯(Flavius Vegetius Renatus)约在公元四或五世纪在意大利写道:“在渡河中,毫无防备的军队往往身陷囹圄…… 敌人通常在此时发起迅疾的伏击或偷袭。”利奥六世(Leo VI) [2] 写于公元九世纪的《战术(Takika)》一书,承袭了莫里斯一世(Maurice)《战略(Strategikon)》蕴含的拜占庭军事著作传统,书中不仅仅包含了使用要塞化的木桥跨越沟壑这类手段,还特别提醒:“如果在任意一点渡河特别是在敌人占据的一侧显得非常困难,此时应当放弃河岸。”在15世纪,克里斯汀·德·皮赞(Christine de Pizan)大借维基图斯之权威,对漫不经心使用技术手段渡河大加鞭策:此类兵器虽看似简单,但不甚熟练者、一无所知者定将骑虎

难下,此非笑谈。

1098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的安提阿城。地图面向西;在城市的边缘可以看到狗门和桥门,以及通往圣西蒙的道路。

不过,其他的理论著作对细节问题不屑一顾,陷入了低估越壕难度的陷阱。比如公元十四世纪的Umar Ibn Ibrāhīm al-Awsī al-Anṣarī,他在著作中《解决作战管理中的烦恼(The Dispelling of Woes in the Management of War)》仅仅提到指挥员应该掌握“渡河点,洞穴,浮桥与拱桥的位置,以便于他到达设定的目标点”。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该作者认为仅有越障点是值得关注的,具体方法则不值一提。

在中世纪,军事理论百家争鸣,亦然有各类越壕作战的实例当值研鉴。自中世纪至今,越障战术和孕育他们的战役形式虽然在具体形态上不断推陈出新,但在效用结构上仍不失其基本精神(唯一的例外是现代的空中作战领域),因此在现代战争中仍有用武之地。其次,本文所引实例亦揭示出现行作战理论之软肋,特别是关于火力打击下的机动。这些战例均来自于中世纪的黎凡特地区[3]: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7-1098)中的安条克之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8)中的大马士革之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90-1191)中的阿卡之围,以及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9-1250)中的艾曼索拉会战。近日,前合成作战中心司令员迈克尔·伦迪中将(Lt. Gen. Michael Lundy)在指挥与参谋学院的高级战役学课程中对越障作战给予了更多关注,私以当下正为历史学家直接参与此话题的良机。

问题

陆军技术出版物3-90.4《合成机动》属“不对外籍人员公开(NOFORN)”之列,故不再此引述。但在旧版的野战条令3-90.12《合成越壕作战》中仍有定义可堪一用。壕沟(Gap)是指“线性的阻碍或沟壑……由自然或人为形成,干湿不定”,大小各异。它们地势较低,与墙壁一类的地面的复杂障碍不同,只有对其“突破”而非“穿越”。越壕作战是指“跨越壕沟实施作战力量投放”。此类作战包含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将作战力量安全机动至壕沟的己方侧;第二,实施跨越;第三,在障碍远端一侧完成作战力量重组。越障跨越分为两大类:保障部队转移(非敌火下)和作战机动(敌火下)。

如果不经过充分规划,这样的跨越(投送)与(部署)重组有可能会打乱作战节奏。若是有分队在准备工作完成之前就抵达了(出发位置),它只得停下待命、取消(机动)队形。这将迟滞我方作战速度,且招致新的、更强劲的敌袭。在越壕开始之后,危险亦然存在,因为人员和装备此时不得不拥挤在狭小的缝隙之中,机动性大大下降。(越壕后)在远端一侧进行序列重组时,(部队)也非常脆弱。不仅如此,如果越壕时间过长,部队就有丧失主动权的风险。中世纪军队面临的越壕流程与风险与他们的现代同行们别无二致。

波特(J. L. Porter)的旅行书《大马士革五年》(Five Years inDamascus, 1855年出版)中的一幅大马士革地图,显示了巴拉达河(Barada River)在城市北岸的流动,以及1148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阻碍十字军前进的部分树林。(图片由Wikimedia Commons提供)

安条克,1097

1096年,西欧各国军队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今伊斯坦布尔),企图从塞尔柱突厥手中收复耶路撒冷。十字军穿过拜占庭首都向小亚细亚行军,沿途陆续击败了许多塞尔柱军队,其中最著名的胜利是1097年7月的多里拉姆大捷(Dorylaeum,今土耳其的Şarhöyük)。同年10月,十字军军临安条克(Antioch,今土耳其安塔利亚Antalya),这里堡垒林立、层卡叠哨。这座城市横跨奥伦特斯河(Orontes River),易守难攻:其堡垒工事依托512米高的西尔皮乌斯山(Mount Silpius)而构建,其环形城墙上筑有数十乃至上百城塔,均可独立作战。城市的东部和北部以峻峭山脉为天险,而南部有一条干涸的沟壑,南部防线倚沟壑而不可破。因此,攻击的重点不得不放在城市西北部和西部,密布的城墙、塔楼、水网和奥伦特斯河成了攻方的首要障碍,而障碍背后还驻守着约4000人的塞尔柱军队。

攻城早期阶段围绕安条克城的东部和强渡一条位置独特的小河展开,在(当代)美国陆军的术语中,这样的小河被称作是“拒止手段”。拒止手段,本质上是防御的,在此例中即指防御敌人渡河。塞尔柱军依托两座城门桥抵御攻城者:一座较小的在狗门(Dog Gate,城墙西北的城门)外,一座较大的在桥门(Bridge Gate, 城墙西南的城门)。想要保护十字军的侧翼安全,这两座桥就不得不先拔掉。首先,十字军尝试冒着城墙火力攻击,用工具强拆狗门桥。失败之后,他们又试图构筑棚屋(工事)占据这座桥,而塞尔柱军击垮了棚屋。最后,十字军们用木头和石头阻塞了这座桥,但当他们想在桥门外故技重施时,还是败北了。

一个月之后,十字军们又发起了越壕攻势,使用了所谓的“船桥”,用今天条令的话来说,真是“深思熟虑”。船桥,即依托浅水船只,绑上绳子和柳条架而成,这样的桥使得十字军得以从奥伦特斯河东岸行动到西岸,并抵达一条通往圣西蒙(Saint Symeon)的南北向道路,圣西蒙是十字军海运补给的重要节点。《亚琛的埃尔伯特(Albert of Aachen)》一书的作者虽然不是战场直接目击者,但是从后期对老兵的采访中获得了一手信息,解释了这样做的战术目的:由于塞尔柱守军经常从圣西蒙的北部出海拦截补给,十字军有了船桥之后就能“快速使用船桥帮助友军从港口运输粮食补给。”换句话说,这次越壕作战达到了双重目的:提高了部队机动性,并持续为补给线提供了保护。

《十字架信徒的秘密之书》)绘制的中世纪城市阿克。

大马士革,1148

1145年,在两代人的岁月过后,教皇欧根三世(Pope Eugene III)号召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应对Imād ad-Dīn Zengī对十字军国家艾德沙(Edessa, 今土耳其乌尔法)的征服。这场东征从头烂到了尾: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King Conrad III)率领的神圣罗马帝国部队在1147年十月的第二次多里拉姆战役中大部被歼,而法国国王路易七世(Louis VII)率领的法军于次年的一月在劳迪西亚(Laodicea,今叙利亚拉塔基亚)卡德摩斯山(Mount Cadmus)同样遭遇灭顶之灾。两军残部联合起来,经过思考最终选择以进攻大马士革作为东征的第二阶段。

1148年7月24日,大马士革攻城战打响。十字军最初的进攻方向是城市的北部和西北部,因为据说北部的城墙比较脆弱,是破城的不二之选。然而,这条进攻路线上满是改造成防御工事的果园、布满了低矮的果园墙、守望塔,防御者据塔而守,将十字军们看的一清二楚,道路也非常狭窄。这一切将十字军们逼入了狭小且在对手意料之中的前进路线,穆斯林的散兵和远程部队严密把守着这些道路。十字军的仗打得十分艰难。

耶路撒冷王鲍德温三世(Baldwin III)的部队缓慢地向巴拉达河(Barada River)前进,这条河流经城市的北部。要想打到大马士革的城墙,就得先跨越这条沟壑。关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有三大主要的史料来源,分别是:Odo of Deuil (罗马天主教修道士修会的修士、御前生物学家),Ibn al-Athīr(用摩苏尔语写作穆斯林历史学家),Ibn al-Qalānsi (穆斯林,当时居住在大马士革的战争见证者),他们都重点叙述了十字军遇到的困难,但对于细节却一带而过,属实遗憾。至于第四个史料来源,来自塞尔斯伯里(Salisbury)的英国文书约翰将作战描述的极为轻松:十字军“过了河……没有遇到防御工事,也没有敌人部队抵抗。”他此处一定是谬误,因为最佳的史料来源,广为人知的泰尔主教威廉(archbishop of Tyre)对于此次攻势有着细致的描写,与约翰的记述相矛盾。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威廉主教所提到十字军遇到的困难在讨论越壕作战原则这个课题时尤为到位。首先,穆斯林守军运用骑兵弓箭手和可移动的大十字弩阻滞十字军接近河岸。十字军援军陆续抵达,但由于没有任何有效的越壕手段,全部的战力被大量迟滞在岸边的“堆积区”成了脆弱的靶子:他们一次次地向水边行动,但无一成功。当耶路撒冷王和他的部队徒劳挣扎之时,在后方指挥部队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不知道为何部队停止前进了。他只知道敌人占据着河流,而他的部队却被自己人给堵住了。

僵局直到康克德三世带领的援军抵达才被打破。他命令自己的骑士下马进行近身肉搏,穆斯林守军最终“丢掉了河岸,飞速向城里逃命”。穆斯林的撤退让十字军们最终得以抵达河对岸,重组部队,进而攻打大马士革城墙。然而用美国陆军的话来说,这就是“仓促”越壕对抗有依托之敌,行动匆忙、准备寥寥。最终,进攻徒劳而返,很快,十字军指挥官们仓促地将攻击转向大马士革东南的城墙,他们在那里的失败标志着整个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结束。

阿卡,1190-1191

1099年,十字军在第一次东征中攻克耶路撒冷,青史留名,此后耶路撒冷一直掌握在基督徒手中,直到1187年,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为之震撼。萨拉哈丁,或称萨拉丁,在1170年代和1180年代巩固了自己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权力之后,1187年挥师进攻十字军国家。7月4日,他在哈丁战役(Battleof Hattin)中大败耶路撒冷王国军队,斩基督教士兵逾万,生俘国王——卢希南的盖伊(Guy ofLusignan)[4]。天下皆知,没有军队,耶路撒冷的陷入萨拉丁之手只是个时间问题。教皇乌尔班三世听闻哈丁战役之败,气绝身亡,其继任者乔治八世,发起了现在我们所称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来自东西欧的数十个国家的军队组成了第三次十字军,于1189年包围了穆斯林控制的港口城市阿卡。

在进攻阿卡的过程中,十字军困难重重。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的注意力始终聚焦在这座城市,进攻城墙以及与萨拉丁部队的频繁交手让十字军损失了近三万人。攻城作战次数多,方法多:封锁,直接与间接火力,云梯,攻城塔,攻城锤猛轰。后两者分别旨在居高临下进攻堡垒或打开突破口,但他们一接近城墙就被希腊火(一种可燃的液体)给打退了。

然而,此战的要点在于将攻城器械运抵城墙,城墙由干涸的护城河环绕,但是十字军们还是做到了,因为他们非常重视越壕作战。与大马士革之战不同的是,由于十字军重视将战斗力投送过壕沟,使得他们得以夺取进攻的主动权。在1190年四月,他们用石头将护城河的一部分填满,这么做使得大型的攻城塔越过护城河,给予城墙重创。进入十月之后,壕沟亦然被十字军填满,香槟伯爵亨利(Count Henry of Champagne)和比森肯大主教蒂埃利(ArchbishopThierry of Besançon)带来了自己更为昂贵的攻城锤,得以推到河对岸并对城墙展开攻势,直到被烧毁为止。

1191年4月,法王菲利普二世奥古斯都(France’s King Philip II Augustus)再次发力,填上了其他部分的壕沟。彼时,穆斯林法官巴哈·艾丁·伊本·沙戴德(Bahā al-Dīn Ibn Shaddād)在现场,他属于萨拉丁阵营,据他所说,十字军用己方死亡的将士、马匹来填护城河。另一位战场目击者,诺曼诗人安布罗斯(Ambroise),也有可以互相佐证的记述:(他写道)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妇女在不幸被十字弓命中后,用最后一口气祈求丈夫将她的尸体埋进护城河,好给攻城加把劲!穆斯林方面,阿卡守军每天晚上派人潜入护城河,执行毛骨悚然的“拒止”措施:将十字军的尸体切碎,然后用马车拉走,以保护护城河。1191年7月,阿卡终于被十字军拿下,英王“狮心王”理查德率领部队南下,继续从萨拉丁手中收复耶路撒冷的征途(不过最后失败了)。

艾曼索拉,1249-1250

哪怕到了13世纪末,光复耶路撒冷的运动依然热度不减,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由法王路易九世完成的第七次和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他是法国国王中唯一一个死后被封圣的,不过这两次东征也都失败了。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中,他得了痢疾,被马穆鲁克给俘虏了,而在第八次中,他的部队刚在突尼斯登陆,他本人就驾崩了。但从作战的角度来看,他的第七次东征中仍有可圈可点之处。

在1249年末,一万五千余名十字军士兵乘坐二百四十艘船离开埃及达米埃塔,向开罗进发。他们的速度很慢,花了三十一天才走了五十四英里。原因部分是因为船队遭遇了逆风,但更主要的是因为需要跨越一条河流。让·德·罗伊维尔(Jean de Joinville)是香槟的执事官,他与国王私下是朋友,也是东征大部分过程的见证者,在他的记述中,十字军第一次有规划地进行渡河是在11月渡过尼罗河的一条支流。部队停了下来,筑堤断流,然后士兵们再跨过几近干涸、水位低浅的河床。

1250年1月,法军抵达尼罗河和塔尼斯河(Tanis)的交汇处,并在河流冲积形成的半岛上安营扎寨。穆斯林向他们两次发起进攻均被打退。自身伤亡两千余。随后,新任穆斯林指挥官,大臣Fahkr al-Dīn Ibn al-Shaykh (在埃及苏丹al-Ṣāliḥ Najm al-Dīn Ayyūb亡故后接任)选择放缓攻势,代之以筑磊于塔尼斯河分流于尼罗河的最东端,靠近艾曼索拉镇。了更好地于穆斯林作战进而击败他们,以穿过艾曼索拉镇抵达开罗,渡过塔尼斯河就成了路易九世的必然选择。这也就意味着要发动一场主动的越壕作战、以对抗以准备充分、以逸待劳之敌。

路易九世下令在水上搭建堤道,即以大量木头为基础、加盖泥土。一位当时可能在艾曼索拉同法军在一起的基督教作者这样记述道,(十字军)取胜的关键在于同时完成对塔尼斯河的桥梁架设与堤坝拦河,这样便能轻松抵达河对岸。但实际情况应了我们在指挥与参谋学院常开的玩笑:敌人总有天助。由于穆斯林在上游用十六部车弩多管齐下进行打击,作战变得十分艰难复杂。给法军堤道建筑者提供防护于是成了重中之重。为了保护他们,建造了两个“威尔士猫猫(Welsh cats)”以供隐蔽:这是一种可移动的木屋,工人们可以在屋子里进行工程作业。路易九世又令人架起两座木塔,从木塔上可以对上游的穆斯林进行直接打击,这两座塔连着满是远程部队的威尔士猫猫,塔上的人和屋里的人轮流作业、战斗。伊本·瓦西(Ibn Wāṣil)从开罗一直随十字军来到艾曼索拉,他所记述的阿拉伯史料中写道法军还建造了石弩来攻击穆斯林军队。

穆斯林一刻不停地沿着战线轰击法军的防御工事,法军的反轰炸作战显然收效甚微:石头、标枪、反人员投掷物和大量的希腊火都让法军的工程作业慢了下来,而来自达米埃塔方向间歇性的骑兵冲击带来的麻烦更多。当希腊火把威尔士猫猫周边的一切变成火海,十字军们迅速地想要抢河水救火,但迎接他们的只有对岸穆斯林的密集箭雨。由于双方都在对方的直射火力覆盖之下,穆斯林并没有射程优势,但他们的箭无虚发。

不仅如此,穆斯林还采取了一种狡猾的防御战术:他们在塔尼斯河南岸挖掘壕沟。河水漫进壕沟,造成水土流失,导致河水泛滥、河面变宽。多么令人抓狂的场面:随着堤道向前修筑,河岸却在不断后退,路易九世的努力全部打了水漂。随着路易九世的猫猫最终被燃烧武器毁坏,法军更改了战术。用巨大的木制障碍推入塔尼斯河中,拦河为坝。最终,木坝也被烧毁了,于是路易九四放弃了渡河。

巧合的是,新的渡河方法很快就自动出现了。一个当地的贝都因人愿意以五百拜占庭金币为酬劳,带法军去附近的一个浅滩。这是一次隐蔽的渡河行动:1250年2月8日,路易九世率百余名骑士神不知鬼不觉渡过了浅滩。不过战果并不让人满意:路易九世的兄弟,阿尔图瓦(Artois)伯爵主导了对聚居在塔尼斯河的穆斯林平民。随后他又亲率手下骑士和圣殿骑士团对艾曼索拉发起了一次愚蠢的冲击,直冲进城市街道。由于缺乏步兵伴随支援,这些西欧重骑兵很快就被困死在了狭小的城市街道上。而穆斯林的骑兵现在倒是可以机动,他们最后将路易九世的主力部队包围并击溃,路易九世不得不束手而降,被迫为俘。若干年后(一说为1297年),罗马教廷发文纪念路易九世,也就是现在为人所知的圣路易,文中提到在艾曼索拉,路易九世的法军“从三万两千人锐减至六千人”,虽然一看就知这个数字饱含水分,但也恰好是“缺乏机动必然灭亡”的有力证明。

结论

陆军现行的越壕行动条令中没有可靠的历史战例,这是个问题。任意从现代战争战例中进行举证都有助于让人更好地掌握作战行动的要领和潜在风险(比如,市场花园行动中的第307工兵营,又比如2003年桃子行动中的卡尔巴拉谷之战(Karbala Gap)) 。但大可不必将举例的时间局限在一两个世纪之内。所有本文中探讨的以强化部队行动能力与作战机动的中世纪的越壕作战手段在佐在现代战争实践与理论中仍熠熠闪光:比如游渡、浅渡、浮渡、架设辅助桥梁以及运用填满材料进行填平。

重点是,中世纪战争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回答了某些作战理论中提出了假设。其中一个假设就是,沟壑远端一侧的立足点要么已然存在,要么需要主动创造。但当在实战中面对这样一个横跨水道、双向透明的复杂障碍时,实际情况却远非总是如此。1968年,陆战5师2营G连在横跨香水河(Perfume River)突击越南旧都顺化时,同样发现了这个问题。该连队在跨越Nguyen Hoang桥时,在城市的建筑群中步履维艰,最终不得不撤退,就像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在安条克城下寸步难行的西方十字军战士一样。

第二个现代战争的理论假设和这一点有关:复杂的障碍在越壕之前或过程中即可运用空中力量和直射火力突破。根据作战条令的说法,

作战计划拟制和作战准备的重点都放在突破障碍上,越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非独立成章……突击部队占领远端目标以消灭越壕点的直射火力。

可真是皆大欢喜。但早早解决掉障碍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克里斯滕·达勒(Kristen Dahle)对1944年1月美8军在顶着德军碉堡和强渡拉皮多河(Rapido)时遇到的问题已经有所阐述。就像在艾曼索拉一样,敌军的火力网将整个行动打的七零八落。

但从反面来说,像阿卡之战那样在精心计划后发起强渡——突破行动是可行的。1973年10月6日,埃及军队跨过苏伊士运河,赎罪日战争打响。埃及军队使用苏制坦克桥和浮桥渡过了220米宽的运河,但很快遭遇了25米高、65度斜角的泥沙工事。区别在于埃及军队早有妙计:工兵使用英制水枪在沙上打开口子,与此同时机动式萨姆-6导弹防御以色列空军反攻。换言之,他们在敌火下成功实现了突破,是一场非常有中世纪风格的作战行动,恰如1148年的大马士革之战和1190年的阿卡之战。

在作战中,越壕与突破依然至关重要。美国陆军深谙此道:陆军经验研究中心(Center for Army Lessons Learned)在2018年的简报中指出:“部队同时遇到了越壕方面的困扰”,“系统性的越壕知识已经大大萎缩;了。”历史能提供复杂的越壕情景,帮助军官以创造性的思维应对窘境。在历史战例中,远端突破和集结点等概念都是不存在的,由于当时的主要的防御手段就是防御工事,前现代的历史中满是丰富的经验教训。军事历史学家们或可以从中为增强陆军的行动与机动能力有所贡献。

[1]译注:西班牙之殇,即指拿破仑战争中的半岛战役(1808-1814)。法军以30万大军对抗英国、葡萄牙王国以及西班牙抵抗势力。由于法国在西班牙的统治不得人心,导致西班牙人民不断揭竿而起,拿破仑不得不持续向西班牙投入有生力量进行镇压,效果甚微。最终威灵顿率领的联军击败法军,半岛战役以法国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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