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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的兴亡》:希特勒“发迹”的历史省思

时间:2021-01-05 00:00:00|来源:|编辑:网络|点击:

[美] 威廉·夏伊勒 著,董乐山 等译,译林出版社2020-5

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是不同寻常的历史著述。说其不寻常,是因为夏伊勒本人并非书斋里搞文献考据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个有资深新闻记者背景的写作者。在他的自叙中,也说明了他的史观到底与传统史学有何分野。在他看来,历史书写未必就要固守“后代记录”,这种惯例常常是限于客观条件,不得已为之:一是同代书写,有各种忌讳和干扰因素,二是文献档案大多不能公布解密。《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的完成,就完全建立在某种特例之上。夏伊勒不仅是同代人,甚至还是“在场者”,他亲眼目睹过希特勒本人演讲,对希特勒有直观具体的“印象式批评”。其次,第三帝国的短暂历史以及战后审判,让作者能有机会掌握海量一手资料。这种特殊性,是任何王朝修史都很难具备的条件。

从某种角度看,《第三帝国的兴亡》在书写性质上,介于史和文的边缘。它在总体上,是描述性与叙事性压倒史论性的作品。它展现出一个新闻工作者对历史现场的还原、勘察和描摹,对人物人格特质,事件内在动因本身的探寻。换言之,作者更喜欢从事件中揣度某种“发生学”:这种历史的结局后果如何生成?换言之,我们从这部巨著那里,得到的将是历史的教谕,细节,以及对偶然性的高度重视。从人格特征分析人物动机,借以阐释事件发生逻辑的浓厚兴趣。这一点正是通常历史学家缺乏的向度。

夏伊勒常常向我们提出疑惑:希特勒独断专权,狂妄自大,虽排除异己,但又特别能容忍“人的品行”。他招揽收容了各种社会残渣:皮条客、杀人凶手、寻衅滋事者、讹诈骗子等。“德国任何其他政党都没有像纳粹党那样吸收了这么多来历可疑的角色。”这恰恰说明,希特勒从不讲究正派和体面,他是彻头彻尾的唯目的论、实用主义和投机主义者。事实上,他自己的出身和劣迹,也同那些归附者一样,毫不体面。在全书开篇,作家花费了很多笔墨介绍了希特勒的家族出身,家庭成员和早期求学生活。

我们发现希特勒的童年是在一种“母性”环境里度过的。他更依恋母亲,与姐姐较为亲近。相较而言,男性成员对他则是冷漠空洞的形象。父母家庭的“重组”给希特勒成长造成的影响不容小觑。我们会从作者的“考述”里,发现精神分析的兴趣,这是否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压抑?学生时代的希特勒,阴郁乖僻,沉默寡言,他丝毫没有显露出未来演讲和表演天赋。他有的是一般少年鲜有的仇恨和顽固,以及近乎幻觉的“自恋人格障碍”。他不容老师批评和否定,他的意志是要推翻所有阻碍之人。从书中,希特勒的矛盾与复杂,有时正如精神病例的难以理解。

比如他对绘画执着,但又缺乏天赋,只能拙劣模仿,画一些呆板僵硬的宣传画。 在维也纳,他宁愿蓬头垢面,穿别人救济的脏风衣,也不愿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但他的脑袋丝毫没有倦怠,他在疯狂学习,观察社会底层矛盾,各色政治人物的优长,各个政党暴露的弱点。他的极端民族主义使他离开奥地利,为德国而战,事实证明,他并非一个逃兵,反而立过军功,获过勋章。或许,我们从戈培尔的上位,也能发现某种有趣的参照。从某种角度看,戈培尔或许是纳粹早期领导人中的一个例外。他绝非群氓,而是一个受过极好教育,身有瘸腿缺陷,颇有才华,并不得志的年轻人。他就像一个“高配学霸版”的希特勒,不仅有极佳口才文笔,还上遍了德国各大名校,研修哲学。这或许是希特勒不计前嫌,甚至妥协拉拢,规劝戈培尔回到自己阵营的原因。他通过那种特有魔力(已超人格魅力的范畴),重新捕获了戈培尔――这个日后最忠诚的追随者。

从身陷囹圄到重见天日,我们看到希特勒的某种变与不变。不变的是,他那种近乎“非人”的意志,非但没有衰减,反而在绝望里得到硬化加强。出狱后的第一次群众集会,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旅行。他的往日信徒不是已死,就是逃亡,不是决裂,就是躲避。“希特勒请安东·德莱克斯勒主持这次集会,但这个老锁匠、党的创始人叫他见鬼去。”也许,只有夏伊勒这类作者才会在历史著作中,写出如传记文学的“叙述”,新闻现场似的“报道”。他把孤军奋战和众叛亲离,视作独裁的难得机遇,“我单独负责领导我们的运动,只要我单独负责一天,就没有人能对我强加条件。”“我再一次负起我们的运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全部责任。”

事实证明,他策略上的变化,变得更加隐秘,更善于沉潜。他想要通过宪法框架下的政党竞争来攫取政权。原有那套搞武装政变的企图,在他看来有致命软肋:没有合法外套,又太过招摇树敌,轻易就会遭到剿灭。希特勒出狱向巴伐利亚总理保证,纳粹党将在宪法体制里进行活动,说明了他的妥协。然而,这绝非变得驯顺,而是希特勒懂得“潜龙勿用”的道理,伪装迷惑,伺机而动。并且,他也做好长久徐图的心理准备,“哪怕在选票上要超过他们比在动武上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至少结果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的保证。任何合法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迟早我们会得到多数选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了。”

夏伊勒将希特勒的复出,喻为“野兽”复活。政府当局和一些政客,对他估计不够,未加重视,完全属于“放虎归山”。他的煽动恫吓,不仅把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视为敌人,还公开仇视共和政体。虽然,巴伐利亚政府对他进行“禁言”(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但这种限制徒有其表。因为希特勒除了有演说表演天赋,更是行动派,天生的“组织者”。从书中,我们领会到了纳粹起家的两大法宝:一是宣传工作,二是组织建设。前者是演说时的“虚假”,后者是机构系统化设置布局的“实干”。“他打算把它组织得像陆军一般――成为一个国中之国。”

借鉴模仿是希特勒的思维方法的一个优长。我们能看出他是如何提前操演――微缩化一个国家治理的模型,在其中他是如何把德国政府组织分别模拟移植在党内机构。这就是类比化,建模(组织模型)思维的运用。如分区以及任命,中央对基层的权力直辖,都让人联想到始皇帝“郡县制”的方案。“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德国国会原来的34个选区,每一个区有一个希特勒任命的区领袖……每个区又分为分区,由分区领袖领导。再底下的党内单位是分部,在城市里各分部又进一步分为街道支部和小组。”

作者敏锐捕捉到纳粹组织的纵深性和集权本质。正是这种权力的“毛细血管”网络,才能确保权力的“供血系统”永远渗透,持久输送。希特勒的权威也得以在每个层级,开始极度骤增。甚至,你会从纳粹党的组织架构,预感到希特勒的疯狂自信――表现为完全按国家职能来设立党内政治组织。如它分设了农业、司法、经济、劳工、内政和外交,还为未来掌权设置种族、文化和新闻局等部门。它单独设置的宣传部更为复杂。这一切应证了希特勒的真实想法,他曾说道:“推翻旧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国家,并且随时准备好……在1933年,问题已不再是用暴力行动来推翻国家的问题,在这期间,新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留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摧毁旧国家的最后残余了――这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

在夏伊勒看来,希特勒是没什么原创思想的人,他有的只是各种观念的混乱杂碎,洞察缺陷弱点的能力,以及拿来主义的移植。在早期,他考虑问题全面系统,甚至有发展眼光――重视基层力量、后备队伍,以及看似“无关紧要”的后援储备。“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纳粹党妇女会”等一系列群众团体的成立,即是明证。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希特勒善于抓住潜在矛盾的机巧,都毋庸置疑。这些少女妇女未来正是纳粹军人的妻子、母亲,少年青年则是整个帝国未来的中坚力量。甚至,他在每个行业阶层里,都建立了组织,吸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加入。又如冲锋队改组为武装团体,发挥破坏恫吓其他政党,保卫纳粹集会的功能。

希特勒左右逢源,用各种“空头支票”,“幸福允诺”不仅给在经济萧条,失业绝望,对魏玛共和政府软弱无能极度不满的民众打了“兴奋剂”。同时,他通过打击犹太人,承诺撕毁“凡尔赛和约”煽动民族主义者的狂热情绪;通过打击共产主义,争取大资产阶级,各大垄断财团的支持资助。他对陆军的承诺,则让军队将领认为纳粹党执政会代表自身利益。可以说,希特勒几乎争取到了最大的选票支持,他的蒙骗表演,简直是叹为观止。这种顺风顺水,让希特勒产生极大幻觉:当局和群众是如此愚蠢,政敌是多么不堪一击,而上天的机遇,总是站在自己的意志一边。政治狂人,战争疯子,就是在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漏洞空子里,蒙混崛起的。

《第三帝国的兴亡》有一种叙事态度,那就是对纳粹兴起的强烈反讽。它集中呈现为一种怪诞反差:一方面是高度精密化、系统化和仪式化的政治设计和“高妙操控”。另一面却是非理性错乱的、施虐狂癔症般的掌权者,以及一堆罪犯、打手和暴乱分子组成的拥蹙。“它的许多高级领袖,以冲锋队头子罗姆为首,都是臭名远扬的同性恋者。”“其恶劣程度,只有患性变态病症和因之而争风吃醋的人才做得出来”。两相结合之下,是一种诡异纳罕的现象:权力被精神病态倒错所攫取,人民被虚假谵妄所“政治催眠”,一起变得痴狂。

俞耕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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