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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回家难吗?古人春节回家才真是难上加难

时间:2021-02-09 00:00:00|来源:|编辑:网络|点击:

近30年来,春运人数由近1亿人次增至35亿人次,相当于将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短期内暴增的返乡客流,使全国交通进入高峰状态。打算坐火车回家的人们纷纷吐槽“一票难求”。其实,春运回家难并非现代特有,古人回家过年也绝非易事。

行路难

出门在外,离不开路。清乾隆年间,57岁的才子纪晓岚回老家河北河间过年。他经良乡、涿州、新城、白沟、雄县、任丘,最后抵达目的地,路程全长210公里。虽然路程不长,奈何回乡路成了“要命路”,年龄偏大的纪晓岚回家后大病一场,求他的心理阴影面积。

行路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路况恶劣。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人们想尽各种方法。西周时期,官方大力修建驿道。据《周礼》记载,驿道沿途每10里设提供饮食的“庐”,每30里设能住宿的“委”,每50里设“市”,类似于如今的豪华酒店。

此外,西周在国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修建了“周道”,路宽九轨,约合16.3米。墨子感叹周道的平直宽阔,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觉不偏。其直如矢,其易若底。”可以说周道是现在国道的雏形。

无独有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借鉴了周道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修建四通八达的“驰道”。《汉书》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折算成现在的标准,秦驰道宽达69米,路边种植松树,起到绿化美观、降噪防尘的目的。除此以外,秦朝还修建了直道和轨路,前者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后者在路面上铺有硬木做的“轨路”,供马车快速行驰。

尽管早在两汉之前人们就做了很多努力,但是道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维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朝代的更替,这些先进的道路设施年久失修,这无疑提升了春运的难度。加入春运客流的旅人,就是与精力和体力的赛跑,否则可能落得和纪晓岚同样的下场。

交通工具难

明隆庆年间,在北京任官的海瑞回家过年,途经济南、徐州、合肥、南昌、赣州,到达广东湛江后,再坐船回海南琼山(今海口市),全程约8000公里。需要提醒的是,这只是单程票。海瑞的“人在囧途”,是古代缺乏交通工具的一个缩影。

在古代,交通无非是陆路和水路两种。走水路,性价比高,方便快捷,是出门远行的最佳选择。可是,春节正值隆冬,而且历代的帝都大多选择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因此,海瑞返乡时,唯有兼顾水陆交通,才能在春节前赶回家。

陆路出行也分步行、骑马和雇畜力车等三种方式。开元年间,李白在长安玩了一年,打算回老家四川江油过年。他从长安出发,过大散关,走陈仓道翻越秦岭和大巴山,再顺着金牛道到达江油,全程900公里,除关中平原300公里的平地外,其余均是山地。李白开始选择骑马,后来受地形局限,他只得步行。最终他发出了“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千年一叹。能坐着高铁回家的小伙伴们,比万里返乡的海瑞和徒步自虐的李白,已经幸福感满满了。

经济难

正所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运实质上是种对运力要求较高的商业行为。唐朝时,《唐六典》对商业运输进行了明确规定。车载1000 斤货物,走100里,运费是900文,牲畜每驮100斤,走100里,运费是100文,走山坡道路,运费是120文,但即便走的全是山路,要价最高也不能超过150文,但走平坦道路时,费用再低也不能低于80文,人力运货、二人顶一驮收费。黄河和长江以及从幽州(今北京一带)至平州(今河北卢龙)上水16文,下水6文,其余的河上水15文,下水5文。如果是春运,运价略有上浮,运价总体平稳。

《唐六典》不过是个案,现在来算算名人返乡过年的具体花销吧。海瑞单程旅费花了24两银子,相当于自己一半年薪,价值3万元人民币。海青天表示收入太少,过年太贵,回家太难。若想年年回老家,海瑞除了升职加薪之外,别无他法。

相较海瑞的拮据,北宋文豪欧阳修认为毫无压力。身为参知政事的欧阳修,处在公务员黄金时期,收入比海瑞高得多。他带着家眷和仆人从开封到江西永丰过年,用马车走了700公里,再转水路航行300公里,全程用了60两银子。这些路费约值人民币4万元,对于年收入60万元的欧阳修来说,这都不是事。

李白整个旅程花了12贯,约合人民币3万元,这意味着自己1/3的收入全花路上了。纪晓岚坐着马车,一路颠簸,用了6两银子,这仅占他年薪的1/10。一些手头不宽裕的名人回家过年,有经济破产之虞。春节有风险,返乡需谨慎。

旅途费时难

与如今相比,名人参与春运相当于“龟速”返乡。文中列举的名人中,纪晓岚路程最短,仅用6天,日行35公里。李白返路要走600公里蜀道,用时30天,每天走30公里。欧阳修走的是陆路和水路,用30天走完了1000公里路程,每日至少走33公里。返乡“老大难”海瑞世居海南琼山,离北京有8000公里,他每天走133公里,足足60天才到家。

能在春节前回家的人是幸运的。受交通条件的限制,也有很多人回不了家。隋朝诗人薛道衡是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在《人日思归》叹曰:“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人日”是指正月初七,薛道衡背井离乡,来到南方,未能回家,倍感惆怅。

旅途耗时长,着实困扰着异乡的游子。老家在江苏苏州的西晋文学家陆机对过年团聚有另类的理解。他靠着家犬“黄耳”往返奔波,互通书信,以解思乡之苦。黄耳传书“其间千里之遥,人行往返五旬,而犬才二旬余”,和人力相比,显然黄耳的效率更高。无论古今春运,既有明显的时点限制,又有更高的运力需求,春节返乡成了“hard”模式。

唐朝诗人王湾有云:“海日生残夜,江春人旧年。”诗人道出了日积月累的乡愁。春节不仅是欢聚的日子,也是治愈的药方,父母的一杯热茶,儿女的一声呼唤,轻松化解浓重的乡愁。在亲情的召唤下,人们不管火车有多难挤,票有多难买,路有多难走,周期性地出现在返乡路上,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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