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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庆全:话说电影《少林寺》——“荧屏、银幕背后的历史”之二

时间:2021-02-16 00:00:00|来源:|编辑:网络|点击:

百有一用斋 02-16 07:02

徐庆全 八十年代

少林寺,位于河南登封,建于北魏,是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少林寺兴盛于唐朝,这与流传的“十三僧棍救唐王”故事有关。

626年,李世民继唐位,是为唐太宗。在平叛战争中,李世民被叛将王仁则率军追杀,少林寺十三棍僧拼死相救。少林寺“护驾”有功,李世民给予赐封,谕立“僧兵”五百,并赏赐酒肉。电影《少林寺》即取材于这一故事。

讲《少林寺》制作和播出的故事,要有三个维度:第一个是顺势而为。这个“势”,与《姿三四郎》的热播有关;“中国故事”取代“日本故事”,顺应意识形态管理层的意愿。第二个是邓小平引发,廖承志推动。第三个是登封县委副书记张耀庭的超前意识。

“中国故事”与“日本故事”

我在《<姿三四郎>播出的曲折内情—“荧屏、银幕背后的历史”之一》(本号2020年12月29日)中说道:《姿三四郎》电视连续剧的播出,“引发了有志之士对中国的武术发展的关注,进而使《少林寺》顺利进入内地影院,成为一部在当年轰动一时的电影!”。

《姿三四郎》被停播,原因是这部片子讲的是“日本故事”,弘扬的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从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到中宣部长王任重,再到中央意识形态的总管胡乔木,都对播出持保留态度。这才有《姿三四郎》不得不播,播了就马上停播的“曲折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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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重和胡乔木,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愿望:拍出我们自己的电影、电视剧。也就是希望银屏有“中国故事”。

可是,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都要有一个生产周期,哪能你说荧屏、银幕上要有“中国故事”就有呢?

再者说,那时,文革刚结束,政治认知的惯性还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中国武术还未完全从“封资修”行列中解脱出来。1981年4月27日,胡乔木在一个讲话中说:

人民要求诸葛亮、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在这些人物的身上,反映了人民的道德理想,集中了人民的智慧。诸葛亮其人,并不像《三国演义》描写的那样,但是几百年以前的人民还是希望他成为那个样子。生活中并不存在孙悟空,但是人民还是需要创造出《西游记》中的这个形象。所以不能低估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力量。

孙悟空在中国家喻户晓,是集中国武术(功夫)于一身的人物。1961年,我们曾经有一部经典的《大闹天宫》动画片来展现,但从未把这个人物实化到银幕上。胡乔木这番话,若作一个通俗的解读,或许就是:用孙悟空来讲“中国故事”总比播出姿三四郎的“日本故事”要好。

同时,《姿三四郎》的热播,也让有志之士觉得,中国博大精深的武术需要拯救。1982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珍爱“国宝”——从看日本电视片<姿三四郎>谈起》一文,就发出了呼吁。

作者说:“我在看这部电视片时,每每由日本的柔道联想到我国的武术”。“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部分,自古以来深受我国各族人民的喜爱;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增多和传播工具的现代化,也越来越受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欢迎”,因此,“中国武术闻名五大洲,蜚声全世界”。

作者又说:“然而,同世界各国对中国武术的兴趣和重视程度相比,不能不说我们自己对武术的发掘、整理、研究、提高、发展和推广工作,实在是很不够的。比如,至今我国没有一个健全的强有力的武术领导机关,没有专门的武术研究机构,没有专门培养武术人才的学校和长远计划,有关著作、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版困难不少,武林名师的作用难以发挥,群众性的武术活动也缺乏必要的组织和引导……至于如何把中国武术推广到世界,如何同国际性武术组织建立联系并发挥我国的作用等问题,更缺乏高瞻远瞩的考虑和筹划。”

文末,作者呼吁:“中国武术正在走向世界。对这个形势,我们的有关部门要有足够的认识。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以其独有的文化引以自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难道不应当为自己的武术而自豪吗?既然日本人能把柔道推向世界,中国的武术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性的体育项目呢?”

就在同一天,一部反映中国武术的电影开始在北京上映,这就是《少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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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有意为《少林寺》造势,还是无意的巧合?不必揣测。但事实是明确的:第一,以《少林寺》平息《姿三四郎》停播的怨气,是意识形态管理层乐意看到的;第二,《姿三四郎》的热播,为接下来《少林寺》的火爆作了铺垫。

邓小平和廖承志都是“武侠迷”

据邓楠回忆,邓小平爱看武侠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邓小平复出后,先后接见过香港两大“武侠高手”:梁羽生和金庸。可以佐证他对武侠小说的嗜好。

邓小平在广州见梁羽生,大概在1977年10月(有说是1978年,但邓这一年似未去过广州)。这次见面未见详细记载。而见金庸则有《明报》的实录,时在1981年7月18日,地点在北京。他对金庸说:“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

1978年11月15日中午,邓小平会见并宴请三宅正一率领的日本众议院议员友好访华团。宴会上,三宅正一谈到他正在学习中国太极拳,引起邓小平的兴趣。他向客人介绍了太极拳的优点。第二天,他特意题写“太极拳好”,赠予三宅正一。

在场陪同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负责香港事务的廖承志,思维敏捷,从邓的题词中悟出了两条:第一,这是为中国武术正名的机会;第二,香港影视界武侠片正方兴未艾,继李小龙之后的成龙在“扬名立万”。借助香港武侠片拍摄优势,弘扬中华武术,岂不是双方都认可的好事?

廖承志也是个武侠迷。在廖身边工作的沈容回忆说:“廖公对武打电影情有独钟。廖梦醒大姐曾告诉我,他们姐弟两人都曾经跟孙中山的保镖马相学过武术。廖公看了香港著名武打影星李小龙主演的影片《精武门》后,赞不绝口,还说:这不是一部很好的爱国的影片吗?”回到香港后,“廖公建议香港的电影公司拍两部武术片:少林拳和太极拳”,并成为这部片子的“总策划”。

香港的影视界一向分为左、右两派。隶属于左派的机构,最著名的是长城、凤凰和新联三家公司。由三家公司派生出一家中原影业公司,接受《少林寺》的拍摄任务。沈容受廖承志指派,担负协调、剧本审查的任务。

沈容看到本子后,觉得不理想。廖看后,也有同感,“凉了半截”。为此,廖要求沈容去找懂少林拳的许世友和赵毅敏。他要求,片中的演员必须会武功,不要花拳绣腿,要拍出货真价实的“真功夫”。

许世友是在少林寺里打出来的,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沈容觉得“往返费时”,就在北京找了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赵毅敏,了解少林拳的招式。沈容还两次去少林寺查勘实景,再与中原公司研究修改剧本。

有廖的支持,导演张鑫炎要求,剧组的主要演员都要懂点武功。在国家体协的帮助下,找到了连续获得五届全国武术冠军的李连杰。至此,奠定了李连杰日后叱咤江湖的“武林高手”的地位。

拍摄过程中,在现场的沈容把少林拳的武打招式录像,送给廖审查。廖要求,演员服装也必须与唐代的历史相符合,这不免又要“费些银两”。为了节省,剧组只为主要演员置办了唐代的“行头”。

拍摄过程中,导演也并不是总按照“总策划”廖的指示行事。譬如,电影中有僧侣吃狗肉一场戏,廖认为和尚不能吃肉,去掉。但导演坚持。沈容“对廖公说,中国和尚一般不准吃肉,但是少林寺和尚吃肉是唐太宗特许的。廖公笑了,说既然唐太宗都批准了,他就不反对了”。

《少林寺》的拍摄,是以拍出精品为目标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场景,都严格“过滤”。关于其中的甘苦,主角李连杰曾有长篇回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百度”。

“后勤部长”张耀庭

张耀庭是从中国武术协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的。他与武术结缘,与《少林寺》有关。

1978年,当邓小平兴致勃勃给日本人讲太极拳招式的时候,张耀庭时任登封县委常务副书记。十年 浩劫中,少林寺是“破四旧”的典型,寺庙毁坏严重,香火不再;寺庙内还有几个僧人坚守,但生活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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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还没有什么“旅游搭台,经济唱戏”之类的说法,但张耀庭已经意识到这座千年古刹对发展当地经济的意义。他首先接续了少林寺的香火:给坚守的僧人,每人每月发放20元生活费和26斤粮票;他向省交通厅申请13万元,修建少林寺有史以来第一条通向外界的公路;指定文化局、广电局搜集少林寺资料,对少林拳法进行专题研究。

就在此时,迎来了《少林寺》剧组。《少林寺》强大的后台背景,为张耀庭修复古刹、振兴旅游再助一臂之力。他全力配合剧组:剧组需要修复少林寺山门,他从县里有限的经费中拿出3万元;剧组需要找武术演员,他给提供信息;剧组需要群众演员,他请求当地驻军派战士参与。心甘情愿地担当《少林寺》的“后勤部长”。

《少林寺》播出后,少林寺为背景的“少林”系列电影,为当地旅游和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张耀庭的名字也与《少林寺》连在一起;他的政治生涯也由此而改变。1987年出任河南省体委主任,1991年,他又调北京,出任中国武术协会主席、国际武术联合会秘书长、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武术研究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

好评如潮与“副作用”

《少林寺》影片拍摄完成,正值1982年春节。香港电影界一般都把好片放在这个时间上映。廖承志又长袖善舞,不仅推动片子在春节期间播出,而且在推广下功夫。他提议,剧组主要演员来香港参加影片的首映式,并在电视台安排“真功夫”现场表演。

当年,与《少林寺》同时上映的还有:香港喜剧片《最佳拍档》,美国惊险片《夺宝奇兵》,成龙自编、自演、自导的《龙少爷》,刘家良自演、自导的《十八般武艺》。《少林寺》的票房一直高居第一。由此,该片也走向世界,在世界许多国家播出;在香港人的心目中,李连杰成为继李小龙、成龙之后的又一个功夫片明星。

《少林寺》在香港及世界的火爆,吊足了内地人的胃口。能不能在内地播出?何时可以播出?观众翘首以待。

与《姿三四郎》相比,《少林寺》是实实在在的“打打杀杀”,若以对《姿三四郎》的审查标准看,给青少年带来的“副作用”更大。但意识形态的管理者对此并未干涉。原因有我前面说到的那一点:急需“中国故事”填停播“日本故事”的空。此外,廖承志这样的人物作“总策划”的片子,有关人士也不好说三道四。

1982年4月,《大众电影》刊登了《少林寺》剧照,释放出影片即将登陆内地的信号。

5月21日,外交部、文化部在政协礼堂举行电影招待会,以《少林寺》招待各国驻华外交使节、外交官员和他们的夫人。

6月5日,在北京放映。随后,全国各地相继放映,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少林寺》热”。有人这么形容:“《少林寺》在孩子们中的效应不亚于原子弹爆炸,无数的孩子被电影里刀光剑影的打斗场面和高深莫测的少林功夫所折服。一夜之间,小城里所有的孩子都练上了。在课堂的间隙,在放学的路上,你随处都能看到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场景。”(参见田中初陈钢:《《少林寺》:改革开放初期的电影传播奇观》一文)

习武之风在青少年群体中大为流行,电影的“副作用”也凸显,甚至出现一些群体打斗甚至刑事案件;一些青少年离家出走前往少林寺拜师。社会上对《少林寺》质疑声不断。

与停播《姿三四郎》的作法不同,意识形态管理层表现出罕见的宽容,并采取积极的方式,引导观众,引导青少年。《人民日报》在第一版连续刊发《少林寺去不得》、《习武不必去少林寺》两篇评论,呼吁观众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武术。

为满足观众了解少林寺的愿望,《人民日报》特意刊发《访少林》一文,借寺中老和尚的话,提醒投奔少林寺的人:“我们既不会教,又无力养,只好奉劝回家。”

这种宽容,对此前的影片审查观念具有颠覆性的作用。自此以后,电影的“副作用”如果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只是关乎社会效果之类,审查者一般不再“自我放大”。这是我们溯往《少林寺》必须说到的一点。若活用一句广告语,可以这样表述:“《少林寺》走一小步,社会进一大步。”

而且,《少林寺》融入了香港的喜剧风格,是典型的娱乐片的路子。老百姓趋之若鹜,给仍在“主题思想”、“社会效果”的观念里打转转的管理者来说,也“上了一堂生动的的教育课”,那时,虽然还没出现“主旋律”之类的词,但电影娱乐功能的“副旋律”,也在此后唱响。

这部影片的贡献,还应该提到两条:

第一条,《少林寺》的功夫热,催生了一批以介绍武术招式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浙江的《武林》独领风骚。我大学同班的小同学黄同华,热衷于此,痴迷于杂志的图解招式,自学武功。而我呢,则从这本杂志连载的《射雕英雄传》,第一次知道金庸大侠的名号,知道香港还有和梁羽生比肩的“武林高手”。

1993年,《金庸全集》在全国发行。北京有一种说法,金庸为了把作品推向内地,辞去了被内地目为“敌对势力”的《明报》掌门人的职务。我当时感到很惊讶,《少林寺》的贡献还真值得关注。须知,1982年,我们对外媒还一直保持着“革命警惕性”,尽管金庸得到邓小平的接见,但改变不了《明报》是“敌对势力”的性质。《武林》杂志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登出《明报》掌门人的小说,在当年绝对算是胆大妄为之举。

我这样说,武侠迷们会心领神会。当年,梁羽生的作品先进入内地。因为梁大侠供职于《大公报》的子报,这份报纸虽在香港,但领导权在内地。梁大侠是“自己人”,他可以出席文学艺术界的盛会——第四次文代会,并把自己的作品带到内地来公开出版。

而金庸呢?《武林》杂志的连载,他也被如我等武侠迷追捧,但他的作品在内地,一直是“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暗香浮动”到1993年,金大侠辞去《明报》掌门之后,才在内地公开展露手脚,与梁大侠各立门派,平分江湖秋色。

第二条,自《姿三四郎》播出时引发的对中国武术的呼唤,借《少林寺》热之势,落到了实处。

1982年12月,全国武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媒体报道说,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次武术会议,提出发展武术的十项方针、任务和措施:(一)大力开展群众性武术活动,坚持普及和提高相结合。(二)继续做好挖掘整理工作,把继承和发展结合起来。(三)百花齐放,互相借鉴,既保持武术的固有特点,又沿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四)加强武术队伍和武术组织的建设。(五)依靠社会力量,把发展武术的路子走宽。(六)表演与竞赛相结合。(七)加强新老武术工作者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八)进行武德教育,树立良好风气。(九)加强武术的科学研究和理论探讨。(十)积极稳步地向国外推广。

此后,国家体委有了一个“武术局”,“中国武术协会”的作用被大大强化。

再加一条个人的感受吧。《少林寺》的演员大多是第一次上银幕,只会打,不会说,配音来自上海译制片厂。给主角觉远配音的是童自荣,他那充满磁性而颤抖的“能——持”的声音,让人肝颤。《佐罗》未曾注意的声音,自此成为追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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