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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春秋三传”对西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时间:2021-02-18 00:00:00|来源:|编辑:网络|点击:

何为“春秋三传”?即《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下文简称《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多“版本”的《春秋》?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又各自起到什么作用?而且相对于《春秋》的三个版本,可能更鲜为人知的是,这“三传”竟然对西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就来研究一下“春秋三传”以及背后的巨大力量。

上图_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等,是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

西汉时期的书荒与“春秋三传”的形成

“春秋三传”的母本都是《春秋》。相传这《春秋》是孔子对鲁国历史的记载,文笔相对简练,仅对历史事件梗概做了记录而已,因此《春秋》读起来,不但晦涩难懂,而且更让人觉得味同嚼蜡。《左传》就是基于《春秋》而丰富了历史史实的记载,不但让故事读起来更加生动,文笔也较之更加精彩。《左传》很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乃是“春秋三传”成书最早的著作。

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大量的先秦诸家典籍被销毁,《春秋》以及《左传》亦在被销毁之列。这让西汉时期,陷入了可读之书寥寥无几的尴尬境地,出现了书荒与学术之荒。但也正因如此,给了其他先秦诸家的衍学说,腾出了极大的发挥空间。

虽说经典书籍被毁,但以口口传授的方式,还是让诸家学说得到了传承。《春秋》就是依靠口授的方式而代代相传。只是,由于口授方式容易出现理解等方面的差异,甚至有人为主观刻意解读等行为,导致《春秋》衍生出不同的研究方向的著作,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是这“春秋三传”的另外两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上图_ 《公羊传》又名《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

“公羊学说”的备受推崇

西汉的建立不同于秦帝国,更不同于之前的诸侯国,再加之高祖刘邦的“特殊”出身,因此有一个根本问题困扰着西汉前几代皇帝,那就是为什么是老刘家人当皇帝,或者说这皇位怎么就应该是老刘家的?不要小看这个问题,这其实是刘汉王朝的统治者们,为国祚延续而做的一次根本性探索,这绝对是加强皇权的一次重大进步。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的前几位皇帝都竭尽全力地展现出自己睿智与勤奋的一面。

高祖时代,利用叔孙通的儒家礼仪,刘邦首先解决皇帝地位的问题,从此奠定了皇帝高高在上的人伦基础。也正是因为皇权的高高在上,在刘邦之后发生了吕后之乱的动荡局面,刘姓宗室差点被吕后屠戮殆尽,西汉王朝第一次大危机,竟然来自王朝内部。

上图_ 汉高祖 刘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

这次巨大的危机,是一次血淋淋的教训,接下来的继任者们不敢不引以为戒,因此文景时代,西汉王朝进入了无为而治的时代。都说我国封建王朝最美好的时代是北宋,但在笔者看来,文景时代才是这当之无愧的“最美好”。这一时期,由于皇帝的充分放权,不但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进步,国家达到前所未有的富足,而且文化与人文研究方面,也出现了较大进步。

文景两代帝王之所以推崇无为之治,是因为他们秉承着“只要能够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就会保证帝位稳定”之原则。但是,这并没有解决为什么皇帝“必须”得姓刘的问题,这就成了汉武帝亲政之后,急需解决的政治根本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宝,就是这《公羊传》。

上图_ 刘彻(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即汉武帝

至于《公羊传》的来历,不难查阅,本文就不用篇幅了。《公羊传》的写作方式需要提一下,它是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以《春秋》记载的历史故事为基础,加以主观的诠释而形成的传体经本。《公羊传》强调的是,《春秋》中记录的历史故事,并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录,而是意在阐释各类大道理,也就是所谓的“微言大义”。我们且不论《公羊传》微言大义的合理与否,但是这种“主观诠释”的方式,似乎就给了解决“皇帝刘姓”问题的突破口。

果然,之后《公羊传》的门人,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利用《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很好地解决了“皇帝刘姓”的问题。其中心思想简述之,就是“天道使然”。尤其是在董仲舒完成了他的著作《春秋繁露》问世之后,他极力鼓吹的“大一统”和“天人合一”等思想,被汉武帝所推崇,他本人更成为当时名声大噪的哲学大师。

上图_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

谷梁学说的“崛起”

公羊学说之所以会被汉武帝所推崇,是董仲舒等人将将儒家学说宗教化,以各类不切实际的“天意”来解释各类祥瑞、灾异为基础,最终解释了命运天定。进而说明,刘氏之所以会当皇帝,乃是因为刘邦是老天的儿子,是上天特地派遣到人间,代表老天治理天下。通过如此牵强地解释,刘邦乃至刘氏子孙就成了真命天子,成了最应该当皇帝的人。

在现代人看来,这一学说完全是在愚人,但在当时一度被奉为圭臬。

然而,这类愚人学说一方面容易出现溜须拍马之徒,而另一面则最容易出现钻牛角尖的“书呆子”。宣帝时期,书呆子之中的个别人,以“天人合一”祥瑞学说为基础,通过各类灾异现象分析,竟然上书汉宣帝退位让贤。汉宣帝那是以外儒内法治国的实干家,处理这类迂腐大逆不道之人毫不手软,结果就是某些人身首异处。同时宣帝敏锐地觉察到以公羊学说为基础的“天人合一”的危险性。

上图_ 《榖梁传》即《谷梁传》,也被称作《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是战国谷梁赤撰的儒家著作

由于公羊学说已经被奉为圭臬,而且成为汉王朝对外宣称的立国根本,因此汉宣帝不会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罢黜这一学说,而是扶持另一学说与之融合,消除人们脑子里不利于皇权的极端思想。在这个背景下《谷梁传》被抬上了台面。

《谷梁传》其实与《公羊传》师承一脉,而且写法上也类似,都采用问答方式,就记载事件展开评论。但是《谷梁传》相比之下,所阐述的思想更加朴实接地气,并不像《公羊传》那般以“微言大义”为借口,天马行空地强加主观意愿之观点。

利用“谷梁学说”冲击一下“公羊学说”,将那些“书呆子们”和虚无缥缈式的学术推崇,适当的往现实世界拉一拉,对于汉宣帝来说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至于说汉宣帝是因为祖父,也就是汉武帝的废太子刘据推崇“谷梁学说”而受到启发,其实都是不重要的借口。

上图_ 汉宣帝刘询(前91年—前48年1月10日 ),原名刘病已,字次卿

为了给“谷梁学说”正身,也为了解决当时学术派别纷争的问题,汉宣帝特地组织召开了西汉时期最著名的文化研讨大会——石渠阁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直接历史文献已经不存在了,只能通过其他典籍的简短记载来加以研究。但可以得知的是,谷梁学说的学者们厚积薄发,辩论中多次压倒公羊学说学者。汉宣帝顺理成章地将“谷梁学说”加入到了五经博士行列之内。

当然,面对谷梁学说的崛起和对自己的冲击,公羊学说人士并没有过多展现“视死如归”式的愤慨,而是很识相地做了妥协。这样既不会得罪皇帝,还能保住自己的“正统”地位和政治利益。这可能就是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风骨。

上图_ 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左传》被认可的背后原因

相对于其他两传,我们今天更多学习与接触的是《左传》。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左传》以客观叙述史实为主,但还是具有较强的儒家思想特点。它强调宗法伦理,但并不掺杂主观评论。由于它“借题发挥”的名目较少,很难被别有用心之人加以利用,在西汉初期,只有例如太史公这样的史学家才会青睐《左传》,而被当权者排斥在外。

但在西汉末期,《左传》的地位却出现了反转,成为了挑战“公羊学说”的主要武器,这又是为什么呢?

上图_ 西汉 匈奴版图

原来,由于西汉学术长期被几个学说流派所占据,形成了一个个的以学术分类的板块团体,这些团体就是学阀。这些学阀大部分带走强烈的儒教特性,不容他人质疑,更不允许创新。而且为了保护政治利益,学阀之间的相互攻击诋毁,以及对其他学术的疯狂打压与排斥,这导致了,整个西汉学术水平照比先秦一落千丈。更重要的是,政治资源长期被学阀霸占,朝堂上下被搞得乌烟瘴气,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对西汉统治表现出失望与不满。

而对这种不满,表现出忧心忡忡并试图改变的代表人物,就是汉哀帝刘欣与宗室刘歆。而刘歆试图击败学阀的“武器”就是《左传》。在刘歆等人的倡导下,以及很多在野学者们对《左传》等“古文经说”的认可度不断提升,《左传》的地位也随之升高。

上图_ 刘欣(前25年-前1年8月15日),即汉哀帝

汉哀帝纵情声色英年早逝,不值一提。而刘歆本想利用王莽对于“古文经说”的支持而改变西汉的学术风气。但事实却是,刘歆的学术改革行动,最终却成了王莽篡位的“垫脚石”,甚至他本人也不自主地成为了王莽篡位的帮凶。当王莽的新朝政权失败之时,刘歆无奈之下选择了自杀。

虽然这次对于儒教学阀的冲击以失败告终,但是毕竟是开了一个头。而汉代的学术之争,东汉时期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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