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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富裕,百姓悠闲,人人都羡慕的宋朝为什么还出现梁山好汉?

时间:2021-04-14 00:00:00|来源:|编辑:网络|点击:

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宋朝是最适宜人类生活的朝代,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

宋朝,特别是北宋,史学界公认的看法是,当时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50%以上,最高达80%。

唐朝最盛之时人口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只有17座,而北宋末年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竟发展到52座。此时欧洲的最大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过万人,到13世纪(南宋后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仅有10万人口。北宋时东京(今河南开封)、西京(今河南洛阳)、南京(今河南商丘)、北京(今河北大名)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宋朝人很有钱,过着从容自在的生活。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宋朝宰相、枢密使等高官,每月俸禄为300贯,折合成今天的价值最少也不少于30万元人民币。基层公务员每月也有万元以上。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文化高度繁荣。而南宋初期对南方的大规模全面深度开发,促成南方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从此完全取代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

宋朝的农业逐步走向专业化与商业化。北宋初期大面积开荒,土地不抑兼并,农田规模扩大,注重兴修水利,改进农具,改良品种,农业发展迅速,粮食产量和品种增加,大量的劳动力从土地中释放出来,可以从事制造业、手工业、商业等其它行业。加上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发展。

北宋大臣司马光曾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袜。

既然世人都说宋朝如此富有,如此美好,为什么还出现《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还会有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

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说到北宋的皇帝宋徽宗赵佶,他在位二十六年(1100年—1126年初),是宋朝第八位皇帝,也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但最不适合当皇帝。宋徽宗在生活上穷奢极欲、在军事上好大喜功,在政治上重用奸臣,把北宋的大好江山短短20多年就给葬送了。

宋徽宗以前的皇帝都是非常节俭的,比如当了42年皇帝的宋仁宗,有一次批阅奏章到很晚,饿了想吃烤羊肉,交代下去之后又后悔了,说不用准备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烤羊肉要很长时间,而御膳房知道皇帝可能晚上要吃烤羊肉,会每天杀一只羊烤了,无论皇帝吃还是不吃都要提前准备,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所以就不吃了。宋仁宗就节俭自律到这种程度。

宋徽宗在位的最初几年,还比较勤政爱民,那时,天下太平无事,一派繁华的景象。

然而宋徽宗在以蔡京为首的六贼的吹捧蛊惑下,生活日渐奢靡,大兴“花石纲”,竟至搜刮天下,导致民怨沸腾,国力困竭,成为激起方腊造反的重要原因,包括《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造反,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但比方腊的造反规模要小。

在宋太祖看来,“民间如果富裕,那么兵反民不反。如果民间穷苦,那么民反兵不反。”就是说宋朝自开国皇帝,就对农民之所以会造反的原因看得很清楚,就是如果百姓的生活富裕,是不会造反的,之所以造反,就是生活过不下去了。

宋朝在民与兵之间采用了一种有特色的募兵制度。宋朝百姓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官军都是雇佣军,每个士兵都有军饷,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而当某个地方发生饥荒灾祸时,宋朝就会在该地区加大募兵力度,征召饥民入伍,并可以带家属随军,解决了饥民的吃饭问题,也就没有必要造反。

虽然这样也造成了宋朝军队多而不精,即是所谓的“冗兵”,并需要花费巨额资金供养军队,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确实得以快速解决了饥民的生活问题。

基于同样的思路,对于造反,宋朝政府常常采取招安的方式解决。把叛军直接转为官军,给头目官职,给队伍发饷,朝廷付出几个官职、几份俸禄,与大军开拔打仗相比,性价比是相当高。并可以派这些人镇压流寇,还能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稳固统治。通过招安,一些没有成气候的民变就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平息。

以上是从朝廷的角度来说,从造反者的角度来说,宋朝百姓要造反,难度是比较小的,好处比较大。因为北宋在军事上实施的是“强干弱枝”之策,强大的禁军都是驻扎在都城附近,从而导致地方的兵力十分虚弱。所以农民造反很容易爆发起来。而爆发起来之后,也有招安一步可以走,民变首领由贼成为了“官”,对于没有什么追求的流寇来说,也是一条不错的人生捷径。就象宋江的这个造反队伍,就是被招安的。

宋朝甚至有一句名言:“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鸡肋编》)

当然有些造反队伍是不能招安的, 比如方腊的造反。

史载方腊是浙江青溪经营油漆的一个漆园主,因对当时宋徽宗的穷奢极侈,官吏的横征暴敛不堪其扰,于宣和二年(1120年)起事,他为人豪爽,又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在短时间内就组织了很多人追随他。方腊起义利用了摩尼教,他自号“圣公”,与宋朝分庭抗礼。尽管方腊之乱持续时间只半年左右,但是《续资治通鉴》记载,“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所掠妇女,自贼洞逃出,裸而缢于林中者,相望百馀里。”

所以虽然方腊起义是由宋徽宗和一众奸臣的责任,弄得民不聊生而起,然而方腊却杀害平民二百万,劫掠奸淫妇女,祸害极大,至少可以说后来完全是祸害百姓的匪贼强盗,并不值得同情。

历来民变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难成气候的。宋代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可谓是仁至义尽,重文轻武、不杀大臣、高薪厚禄、科举取士。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理由参与到造反中来呢?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造反也就是流寇强盗之类,成不了气候。象梁山好汉的总头领宋江也只不过是一个县衙里写文书的白领而已,比起人才济济的大宋朝廷中的文人,级别是最低最低的。

徭役一直以来都是民变的导火索之一。对广大农民来说徭役确实比较痛苦,完全是免费劳动力。宋朝鉴于这种情况,采用了独特的“厢军”来减轻成年劳动者需要提供的徭役。所谓“厢军”虽然是军队编制,但从来不进行作战,打仗都交给了“禁军”,厢军平时就负责修筑、运输之类的杂货。当然,其兵员素质也很差,大多是囚犯或者被禁军淘汰的人。《水浒传》里林冲发配去的牢城营就是厢军。

宋朝对土地控制其实是比较松的,并不反对兼并,农民流动性大,选择多,无需在一个地方绑死。另外土地商品化也间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加上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得饥荒出现的次数大大减少。再加上宋朝整体上十分富有,惠及百姓的福利制度也涵盖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虽然《宋史》记载的农民造反次数不少,一说为历代之最,但因为《宋史》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为浩繁的史书,史料最多编纂质量又差,可以说比其它朝代的统计起点低,有些民变的规模小得只记了一个“乱”字就做了数。如果按照统一的标准,宋朝的民变数量真是未必那么突出。而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宋朝没有爆发过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造反。造反基本上出不了一省之地,稍稍成点气候就被灭了,或者被招安了;对大宋江山完全没有构成过实质的威胁。

其它朝代,无论是明朝、唐朝、汉朝,在国家灭亡的时候,都有农民起义参与进来,对这个垂危的朝代轮番夹攻。可是,无论北宋末年还是南宋末年,农民造反不但没有对朝廷参与夹攻,而且还积极行动起来,抗击金国和蒙古外族入侵,维护赵家天下,保卫大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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