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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文化的分途:上甲微迁徙后代建立殷商,留下的成了土著古燕国

时间:2021-04-20 00:00:00|来源:|编辑:网络|点击:

作者:王德恒

上甲微实现了父亲没有完成的愿望,占据了有易部落,并从这里继续向南发展,一直到汤建立商朝。而留下的部分继续留在保定北部一带,镇江营——塔照、易水北部和七里庄一带,成为土著的古燕国。

上甲微领导开始的燕部族开始沿着太行山东侧,向南进发。迁徙过程,一路播撒着燕文化,并通过巫师贞人口耳相传,将本族的产生,播迁、发展(也就是父系氏族社会发生和成长的历史),用讲故事的方式和祭祀的方式传播下去。这种传说传了数百年,一直到形成系统文字和规范的祭祀仪式的产生,以及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完善,才开始出现在甲骨文和青铜器上面,有的也记载在竹简上。吕不韦前后和司马迁前后的时代,还有很多流传,被他们记录了下来,使我们今天还能透过神话和传说的色彩得以窥见当时生活的一斑。特别是甲骨文、《竹书纪年》等发现,使我们得以将文物和文献结合起来,逐渐复原真相。使我们这种有历史癖好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惊喜万分。

上甲微带领一部分人迁徙,留下的人们还要生活。相信此时的有易部落河伯部落和燕部落的联盟又在运行,三个部落三种图腾,三种祭祀也都在进行,互相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断反映在制作陶器上面,逐步趋于统一。这种过程,同样也发生在迁徙的人群中。那时的迁徙,并不是我们现在这样,有固定的目标,联同运行方式都事先设计好了,而是试探着走,不断放弃,不断开辟着行进。遇到水草丰茂的地方,就住上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上百年也不罕见。这就为我们今人留下了“遗址”。他们扔掉的垃圾,被我们如今的考古人员发掘出来称为“灰坑”,探宝一样的分析研究。寻找当时文化、生活、生产的蛛丝马迹。有时,当时曾经相遇的部落,友好相处,技术互相交流,两种文化就这样碰撞了,两种甚至多种的陶器产生了。令我们今人遐想无限。这样的遗址,灰坑,包括墓葬,在拒马河通往漳河和安阳的路上,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太行山东麓有着上百处发现,和早期燕文化相关的叫做“保北文化”——保定北边的遗址遗留。镇江营——塔照遗址白保北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于是,大范围的古燕文化的范围基本确定,就是保定北部。

在这个范围内,关于有易至古燕国的地望,《淮南子·坠形训》说:“有娀在不周之北。”又说:“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因为这种记载都来源于中原地区,可知不周山在北方,且与幽都为邻,如同幽都的大门一般。山海经同时记录了太行山、不周山及水寒之水(古易水),说明三者相距不远,目前只知道古易水起源于太行山东侧,太行山东侧恰恰是大防山。大房山的东侧偏北的幽都自古以来就是指的北京小平原,此处说的“不周山”则很可能就是拒马河十渡、野三坡一带的山岭,乃至包括大房山在内,也就是今天太行山的余脉。这里的山,就是现在看着也“不周”,地理变迁一般至少以10万年计算,我们所说的古燕文化,最早也就四千年左右的时间,山形应该变化不大。过了不周山,也就是过了拒马河,进入幽都之门,就进入了北京地界。

历史的叙述本该止于此。但是后来生发出来许多事情,值得一记。

为什么王亥和上甲微要联盟,要迁移?而且迁移绝不仅仅是游牧式的少量车马,换一块草场。几乎是一个部落成千上万的人在迁移。因为当时半农半牧,传至王亥已经是第七代,镇江营一带的资源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农业手工业原始文化宗教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部落向外发展和迁移是必然的事情。还有两个重要的事情是霸占耕地和寻找铜矿,如果没有耕地和铜矿,农业和手工业都发展不起来。

是否类似后来的部落那样,迁移时,只是青壮年有战斗力的人带走——鲜卑从大兴安岭迁出时就是只把青壮年带走,而且走一段时间,寻找到可以放牧之处,再留下一批老弱病残。笔者看来是应该这样的,为了民族的发展空间,和意识到的理想形态,采用这种手段是最佳的选择。

这种迁徙辗转迁徙,大约经过7代才完成,才灭夏建国。司马迁的《史记. 殷本纪》记载的先商时期的十四位先公世系列下:

契、昭明、相土(土)、昌若、曹圉、冥(季)、振(王亥)、微(上甲)、报丁、报乙、报丙、主壬(示壬)、主癸(示癸)和天乙(成汤)

这里,“振”(王亥)是以地支为名字的最后一人,微(上甲)是以天干为名字的第一人。从这姓名中可以看出,上甲微是第一位离开玄鸟生蛋的古燕地的首领。

先商“八迁”所经历的地区的遗址,在考古学上称为“下七垣文化”以及这种文化交叉的文化,保北地区属于其中的一种。向南过了保定,迁徙的范围不出冀南和豫北地区,而这些恰和下七垣文化分布范围的中心地带,即漳河型下七垣文化的分布范围相一致。

之后是商汤的征战和迁徙,建国。

《诗·商颂·长发》所说的“韦顧既伐,昆吾夏桀”。《孟子·滕文公下》说成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但“韦――顧――昆吾――夏桀”大体勾画出了成汤从亳地出发的经略路线。成汤与东夷的联盟以及“韦――顧――昆吾――夏桀”的经略,与下七垣文化向豫东的发展以及郑州地区出现含有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两种因素的南关外下层类型相吻合。

也大约就在此时,燕部族放弃了燕图腾,自称为“商”。而在甲骨文、传说中出现的燕,主要是指上甲微离开后的镇江营塔照以及相类似的保北文化,中心店应该是北易水、拒马河直至燕都。虽然燕都的城址不过是西周前期的,但是,发掘时还能看出有明显的叠压着更早的城址(建筑物)。

商朝建立后的燕文化

当商朝建立后,古燕地的这个以燕为图腾标志的部落,上升为“邦国”,或曰“酋邦”,成为商的重要的联盟国。

能够使用甲骨文的时候,作为土著的以“燕”为图腾的民族酋邦开始见诸于甲骨文的记载。

这个范围包括,从北易水——距马河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与先商――早商文化的分界。早商时期,早商文化的一支曾一度向北推进到壶流河流域,但很快退回到了距马河附近,形成了张家园上层文化,这就是以镇江营上中层文化为代表的。

至晚商时期,张家园上层文化向南有所扩展,这一带基本上仍然是其晚商文化交错分布的地区,但是,能够看出文化上面的明显进步,其青铜器铸造技术和中原文化相比较,虽然落后一些,但是也有自己的特点。

大抵在商朝兄终弟及时代中期,当地土著的燕文化产生了一个人物,他就以本族的名称——“燕”,在商朝担任了“贞人”。而当时的贞人是参与商朝王室甚至决定商朝王室事物的重要成员。“燕”是代表他的聚落或者是酋邦进入的商朝上层,由于他权势在朝中越来越大,他终于得到了“亚”字的徽号。

前人一直将这个“亚”看成是商朝的一个很高的武职,没有实际的证据。笔者认为,此“亚”字应该读为“地”,通“缔”,乃至“帝”,正确的读法应该是“那块土地”。(下详)

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关于“亚燕”的解释(《社会科学战线》1983、1)认为,“亚”字没有疑义,但认为“燕”为人张口的形状,许多人同意这个观点。只有吴大澄释为“燕”(下面用*代替)。柯昌济释为“亚疑”,认为亚是古代诸侯的爵次,和唐兰的意见一致。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是“疑”。日人高田忠周释为:“擬”,是沿袭释“疑”而已。于省吾质疑:没有手,怎能为“擬”?于省吾当时(1983)认为只有吴大澄释为“燕”,实则,著名的收藏家和古文字学家刘体智也释为“燕”。系统论证“*”为“燕”的本意本体的是今人北大教授葛英会。他认为,在北京地区或者说在房山有一个土生土长的“燕国”,和商朝以及后来的秦有图腾方面的渊源关系。后来,周代商,周召公“封偃”,逐步以“偃”代“燕”,至秦统一之后,才恢复“燕国”之称。颇有道理。笔者之一的王德恒在1982年所写的《北京燕山区命名的历史渊源》(发表在《地名知识》)也持此观点。起码有六十多件传世的铜器和琉璃河西周遗址和其它遗址出土的铜器所证实。对镇江营的发掘,可以证明在商汤建国之前,和后来周召公封燕之前,房山、涞水、易县这一带确实有一个土生土长的历史很长的“聚落”,以“燕”为图腾,在商朝后期强大起来。于是,在商朝朝廷出现一个贞人“燕”,参与朝政。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图腾的“燕”字开始有了“亚”,“亚”或者作为框,或者顶在燕的头上,后来在亚的内里或者上下左右内容越来越多。于省吾先生最后认定,“亚燕”或者“燕亚”是一个部族的名称。当然,他是将“燕”训为“疑”的。而葛英会先生经详细论证,认为“燕”和“疑”是同一个字。于省吾在行文中也从发音上认为“燕”、“疑”同音。而且“疑”的左半部分,就是“燕”字。

对于“亚”如何解释,古文字界其说不一。笔者多方查取资料,认为研究古代天文学的人解释得颇有道理。他们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出土了诸多八角形的器物图案,是当时人们对地理方位的认识。大写的“亚”就是八角形的文字化了。同时,也有烘托中间内容,自己次之的意思。于是,“亚”就是“东、南、西、北”以及“偏东”、“偏南”、“偏西”、“偏北”八个方向,称为“八方”。这种关于方位的认识是和天上能够看得到的星辰对应而形成的。“八方是由四条直线构成的方位坐标,两条叫二绳,另两条叫‘四维’。二绳互交,构成东、西、南、北四方,四维互交并叠合于二绳之上,构成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由于受盖天说的影响,二绳与四维被想象成了固定天穹的四根绳子。五位是以四方为基础而产生的平面概念,或者说是四方的平面化,当两个矩形互交而成五宫时,二绳交点的平面化便形成了中宫,商代的亚字形正是这种观念的完整体现。”(见冯时著《星汉流年——中国天文考古录》四川教育出版社)。另有艾兰:《“亚”形与殷人的宇宙观》也论证了“亚”字的来源是源于对天文的观测而产生的方位观念。

那么,这个亚字究竟读什么呢,笔者以为,一是读“地”,或者“大地”。这个“地”和“缔”是相通的,表明了从血缘家庭联盟组成的氏族关系集团向地域关系集团的转化过程。图腾的出现本身就是地域关系为主的聚落和酋邦形成的产物,标志血缘集团开始有了联盟,利益共享,共同对付敌对势力。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实行族外婚姻,通过婚姻关系来加强联盟。二是,读“次”,次序的次,仅次于中心的位置。晚商时期许多青铜器的亚字标签,就是指的联盟的部落,或者是次一级的长官。

那么,后来通行的“偃”应该怎么读,怎样解释呢?笔者以为,此“偃”字,从甲骨文到金文,都是从“日”,从“女”,原意通“宴”,这个“宴”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和“饭”通用的。同时,“偃”还通“安”。即有饭吃,有房子住,为“安”。周召公北上,被封为“偃”,那时的“偃”字,只有“日”、“女”加一个“L”,意思就是说,让召公封燕(偃),为了保住周王朝北部的江山(周武王称为“北土”)安全。所以,笔者认为,初期的“偃”应该读为“安”。安为张口呼,燕为闭口呼,上膛音,两字没有音转之说,所以,“偃”应该一直读安的,但是,司马、班氏直至后世“小学”皆训为燕,皆错也。问题发生在“燕”、“偃”相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偃”改回“燕”是很有道理的。估计是李斯的主意。

保北的土著文化在召公封燕之前,经过了原始的血缘集团,后来形成以地域为基础的聚落,大约在这个时代,为了表示聚落联盟的关系,出现了图腾标志。房山的这个聚落图腾和商朝是联盟关系,所以都使用“玄鸟”(燕子)作为图腾,也把女子嫁给商王,甲骨文有多处记载“妇燕”。其中最著名的是《三代吉金文存》所载的“玄鸟妇”壶。这把壶是燕地的女子出嫁给商王而作的媵器,就是陪嫁用品。上面即生动地刻画了玄鸟的形象,也把“亚燕”标在了壶的左耳和右耳上。

以“汤”为首的部族强大起来,占领了中原,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神权奴隶制国家。但是,很多地方的聚落和族团并不是由它来封邦建国的,比如位于京西房山为主的这个地区的聚落,只和商朝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当土著的“燕”在这种历史变革中,由聚落发展而成“酋邦”,就是有了联盟长之后,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势力,他们和商朝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成为商朝认可的一个邦国。当“燕”以自己的族名进入朝廷担任贞人,燕国的女子成为商王妇之后,得到了“亚”这个土地封号。从此开始,“燕”和“亚”便开始结合在了一起。

商王朝的性质

有一点需要说明,商朝不是和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周朝一样的宗法奴隶制国家,她更像一个朝廷掌握强大军队的部落联盟。商王朝内部每隔两代,要更换王位,也就是说,有两个王族族属轮流掌握朝政大权。所以,商王也没有正妇(正宫娘娘,王妃)姬妾的区别,所有商王妇都是平等的。她们是自己所属的酋邦方国的代表,她们甚至掌握军队,如著名的“妇好”,不但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有时在外出作战的时候,其他邦国的军队也归她指挥。

随着燕的强大,北京地区的“蓟”也归于燕的集团,使用同一徽号,所以才有标志着“蓟候亚燕”铜器的不断出土,再后来,另一个土著集团“孤竹”也加入了进来。所以,在“亚燕”的标识下,又出现了“孤竹”。在北京这一方土地上,形成了以燕为主的三个酋邦联盟集团。这就是“亚”和蓟、孤竹的关系,也是当时的人口部族的分布状况。不过,土著“燕”人活动的中心,应该是房山从十渡到琉璃河一带,一直延伸到现在的窦店良乡。

后来,这个在商朝朝廷的“燕”势力发展很快,他所代表的燕族有一百人在朝廷作官或做工,而且和商朝末代帝王纣的关系密切。所以,当周武王率领大军攻进商都后,发生了一次针对“亚燕”官僚集团的大屠杀。《逸周书.世俘》记载,“越五日甲子期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燕亚臣百人,……武王乃废于纣燕亚恶臣百人。”于省吾考订,可读为:“纣的燕亚臣僚百人已被法办。前文只言 ‘执燕亚臣百人’,执指逮捕言之,《说文》训执为‘捕罪人’,是其证。《逸周书》先言逮捕,后言法办,文意是相通的。”所以,于省吾先生推论,“燕亚是氏族的名称,因为燕亚族臣百人都是商纣亲信臣僚,故先逮捕而后法办之。”

应该说,就在这百人拒绝投降,后来被周武王被“法办”的时候,是土著文化的几次耀眼的闪光,并留下绵长的经久不衰的记忆。

虽然,燕地派往宗主国的“妇燕”、“燕贞”和一百个工匠被杀掉,但土的燕著文化并没有终结。她还在燕地强韧的存在,其精神内涵,一直在其血液中流淌,兴旺于春秋战国时代,乃至延续至今。不但成为文化课题,也是重要的社会课题。

她究竟是怎样流变的,是很值得探讨的另外一个问题。而且,我们看到,燕地的土著文化和后来的诸多文化融合,发展,成长起来,那只小燕子,更加一飞冲天了!

作者:王德恒,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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